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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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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能够无羁无绊地繁荣昌盛的国度。卡斯特利奥生性正直而温顺,便选了这平和的道路。一五四〇年春,就在目睹几个早期新教烈士遭到火刑之后不久,他离开了里昂,成了个传授新教的传教士。

    他前往斯特拉斯堡,这与绝大多数宗教流亡者一样,是“propter Calvinum”——为加尔文的缘故。由于加尔文在《Institutio(原理)》一书的序言里面,勇敢地向弗朗西斯一世挑战,提出了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这作者尽管相当年轻,那些深受激励的法国青年却已把他当成了福音派教义的先驱和旗手。这些流亡者像加尔文一样横遭迫害,希望从加尔文学得如何更成功地表达要求,如何更明晰地设立方针,如何完成其毕生的事业。卡斯特利奥对自由的热望,自使他将加尔文视为精神自由的鼓吹者;于是,他成了加尔文的信徒,而且表现得热情洋溢。他急急地赶往斯特拉斯堡造访加尔文;加尔文的夫人在那城里为新教义的未来传教士们建了学生接待站,他还在其中住了一星期。然而期待的接近未能马上开始,因加尔文很快被召到沃尔姆斯和哈格诺市行政会去。这样,第一次的接触,两人都未得到收获。但事过不久便清楚了,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颇深的印象;加尔文刚被召回日内瓦,这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学者便受聘当上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这固然出自法里尔的举荐,然而无疑得到了加尔文的完全赞同。卡斯特利奥做了院长,指导着两个助理教师,还受托到日内瓦郊区的汪多瓦教堂讲道。

    卡斯特利奥果然不负重望,他的教学活动取得了卓越成绩。为推进研读拉丁文,让拉丁文更具吸引力,卡斯特利奥以拉丁文和法文对照的方式,翻译加工了旧约和新约当中最生动的段落。此后不久,他薄薄的一本小书,本为日内瓦年轻人写的pons asinorum(解惑津梁),成了整个世界的名作,其文学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或许惟有伊拉斯谟的《Colloquies(对话录)》差可比拟。数百年来,这本小册子一再重印,已超过四十七次之多;通过这本书,成百上千的学生学到了古典拉丁文的要素。在卡斯特利奥的人文主义努力当中,这小书固然不过算副业,纯属偶然产物,然而有赖此书,却使得卡斯特利奥声名显赫。

    较之为学校的孩童写一本便利合用的小册子,卡斯特利奥的志向有着更高的目标。他并未将精力和学问费在这种琐事上,而放弃自己熟稔的人文主义。这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志在高远,要重践并超越伊拉斯谟与路德崇高的业绩。他决意起码将整部《圣经》译成拉丁文,而后再译成法文。他本国的人民,法国的人民,将获得全部的真理;正如通过伊拉斯谟与路德创造性的意志,人文主义者和德国人民获得了全部真理一样。卡斯特利奥怀着独特的顽强和沉着的自信,开始这巨人般的工作。每天晚上,他工作到深夜,尽管白日里还要辛勤操劳,挣来些微的收入好养家糊口。他便这样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计划——为这一计划,他甘愿献出生命。

    然而刚一开始,卡斯特利奥就遭遇了决定性的挫折。一个日内瓦的书商答应出版他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的第一部分。可加尔文不仅管理着心理与精神事务,他也是日内瓦权倾四野的独裁者。没有他的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城墙以内就休想有什么书籍能够出版。书报审查制度,乃是独裁统治必不可少的姊妹。

    卡斯特利奥便去造访加尔文——如同一个神学家敲别一个神学家的门,请求他同僚的许可。可人若有独裁者的性格,常发现自己的权力意志遭到所有思想独立的人讽刺,这会令到他们大为不快。加尔文当下的反应便是不悦,好歹没显得面带烦恼。他曾给一个亲戚的法文《圣经》译本写过序言,声称这译本某种程度上类似钦定本——那乃是经官方批准的方言版新教《圣经》。可这年轻人何其“放肆”,竟不承认加尔文批准并且参与其事的版本——这可是惟一经他授权的法文译本呀!卡斯特利奥就等于打算把这版本丢开,自己另起炉灶。加尔文给维雷写信,显然对那小字辈的冒失无礼颇为气恼:“刚听过塞巴斯蒂安荒谬绝伦的设想,叫我好笑又生气。三天前他来见我,请求准许他出版自己的新约译本。”这冷嘲热讽的语气,活脱现出加尔文对于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事实上,加尔文就不给卡斯特利奥无条件颁发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他提出个附带条件:他要最先读到译本,并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修改之后,才可以颁发许可。

    自负心理和自信过度,最有悖于卡斯特利奥的性情。他绝不像加尔文常做的那样——绝不宣称惟有他自己的意见才叫正确,惟有他对事物的看法才叫完美无瑕,无可非议。后来他为自己的译本写了序言,那堪称科学谦逊的典范。他率直地承认自己未能理解《圣经》的每字每句,因此提醒读者不可过于信任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其书晦涩难解,充满矛盾,这新版本的译者只能够提供一种解释,而绝非定论。

    然而,虽然卡斯特利奥能以谦卑的精神对待他自己的著作,他却把个人的独立视为无价之宝。作一个希伯来学者,一个希腊学者,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自知绝不逊于加尔文;于是他理当将这种傲慢的书报检查,将这种独裁当局要求的“改进”,看成是一种耻辱。在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和学者、神学家和神学家都应该一视同仁;他不愿像小学生一样屈居加尔文之下,也不许他的著作给人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涂来改去。但他对加尔文非常尊敬,便希望找条摆脱困境的途径,好不至触犯了加尔文。他建议在加尔文认为最适合的随便什么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他说,自己准备着尽力因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而获益。然而我们说过,加尔文绝不去调和妥协。他从不商量,惟有发令。他径直把卡斯特利奥的建议拒绝了事。“我告诉他,即便答应给我一百顶王冠,我也绝不准备定个时间跟他讨论——为一个词,就可能搅上两小时。于是他悻悻而去。”

    这是他们之间第一度交锋。加尔文明知道,在精神与宗教事情上面,卡斯特利奥远不会就此束手屈服。他意识到,藏在谨慎的谦恭后面的,是一切独裁的永恒敌手,是一个人的独立精神。从这时起,加尔文决计抓住头一个机会,便将那只听命于良心、而不睬旁人命令的人赶走。只要做得到,卡斯特利奥必得给逐出日内瓦。

    口实是不愁找不到的,加尔文果然没有等多久。卡斯特利奥家累沉重,学院付给他的菲薄薪水难以为继,很希望得个合适又高薪的“上帝言语传道者”职务。自从逃出里昂城,这便是他的主要目标——做个《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这杰出的神学家在汪多瓦教堂布道数月,未曾引起敌意的批评。在日内瓦,提议任命他做新教传教团成员,该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其实,市行政当局也同意任用卡斯特利奥。在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行政当局一致通过决议,大意是:“由于塞巴斯蒂安学识渊博,颇适于做教会之仆人,兹明令任用。”

    可行政当局忘了考虑加尔文。什么?像卡斯特利奥这样精神独立的人,只会给加尔文找麻烦;而他们竟敢加以任用,也不呈递给传教士的首脑?特别是把个传教士委任为宗教法庭成员,便更其无法接受。加尔文立即反对;在致法里尔的信上,他躲躲闪闪地为自己辩解道:“反对此一任命的理由甚为重要。我只向理事会暗示此类理由,而未公开解释;同时亦留意不攻讦其名誉,以求保护之,而防止错误的怀疑。”
读到这些晦暗神秘的话,我们自会觉得可疑。我们怎会不觉得,准保有什么事情,于卡斯特利奥不利?仿佛他做错了什么,不配传教士的尊荣;仿佛加尔文明知道他的什么污点,却宁愿以基督教兄弟之爱的幔幕遮蔽起来,以“保护”他!我们不禁自问,这深受尊敬的学者,能犯上怎样的过错——需要加尔文宽宏大量地遮掩。越过国境时受了贿赂?和什么荡妇同居过?此前他明明纯净无瑕呀;莫非这声誉的后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失?显然,加尔文一准想借这种模棱两可的怀疑氛围,迫卡斯特利奥投降——对一个人的名誉而言,还有什么比这含糊其词的“保护”更糟心?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才不想得什么“保护”。他的良心一片纯净;了解到争取任命的努力落了空,他便将原委和盘托出,坚持加尔文必须在市行政会前公开说清,何以拒绝任命他卡斯特利奥做传教士。如今加尔文被迫摊牌,他得说清楚卡斯特利奥犯了什么神秘的过错。这不就是么——加尔文曾巧妙地将这罪行遮掩了起来。这过错好不骇人,涉及到《圣经》文字的两处无关紧要的解释,对此卡斯特利奥的看法与加尔文小有不同。一处是卡斯特利奥宣称所罗门的雅歌并非圣诗,而是世俗的诗篇。书拉密的赞歌,说她的乳房“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纯属世俗的情诗,绝非颂扬教会的比喻。第二处分歧同样微不足道——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看法与加尔文有所不同。

    看来这替卡斯特利奥“宽宏大量地遮掩”的罪名实在无关宏旨,而就为这样的过错,卡斯特利奥得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而这实际上重要得很,因加尔文那样的人,只要关乎教规,任何事情都绝不会微不足道。对他严整刻板的精神而言,既经在他的权威首肯之下,建立了教会当中的至高统一,则表面上无足轻重的分歧,其危险并不稍逊于严重的失误。在他以坚实的路线建成的逻辑大厦里,每块石头,每个小小的碎片,都须各得其所;在宗教领域,正如在政治生活与习惯、法律方面一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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