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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里尔大失所望，离开了牺牲者。如今，只剩了另一个官家的刽子手，来把他可恨的活计做完。不幸的可怜虫消瘦的身体给推上火刑柱，再用铁链缚了四五道。刽子手的助手，在塞尔维特的身体和铁链之间，塞了他的著作和手稿——这是塞尔维特密封送给加尔文，征询他的友好意见的。而后，给牺牲者的额头戴上浸了硫磺的叶冠，聊示对他的轻蔑。准备工作就此完成，刽子手点燃柴堆，谋杀开始了。
当火焰在塞尔维特周围腾起，他发出的叫声骇人之极，许多旁观者转过脸去，不忍看那可怜的场面。浓烟立时笼罩那扭曲的身体，然而极度痛苦的叫声越来越响，终于变成一声尖声的哀求：“耶稣，永恒上帝的儿子，怜悯我罢！”与死亡的搏斗，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而后烟消火灭，在灼热的灰烬上面，靠近烧黑的火刑柱，留下一堆漆黑焦糊、令人作呕的团块，一滩恶心的胶体，早失去了人形。这曾是地球上一个能思的造物，激情澎湃地向往着永恒；这曾是圣灵栩栩如生的断片——而今却缩成一团残渣，叫人生厌反胃。目睹此景，怕连加尔文也会想到，他僭越权力、审判杀害兄弟的行为，是何等的不人道。
然而在这骇人的时刻，加尔文又在哪里？或许要表明自己了无兴趣，或许要避免神经受到刺激，总之他耽在了家里。他留在书房，关上窗户，任刽子手和比他自己更其粗暴的畜生法里尔，干那监斩的讨厌活儿。只要追踪清白无辜的人，控告他，威吓他，把他送上火刑柱，加尔文都不愧为不屈不挠的班头。然而临到执刑，他便将活计委诸法里尔和雇来的助手；而他自己，真正意欲并指挥这“虔诚谋杀”的人，却谨慎地避而远之。然而到下个星期天，他身披黑法袍，步上布道台，向沉默的会众夸耀他的功绩，声称这功绩既伟大又正义——虽则他甚至不敢看一眼那可怜的场面。
第六章、宗教宽容宣言
追求真理，并说出其信仰的真理，永远不应视之为罪行。绝不应强使别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一五五一年
人们立即承认，塞尔维特的火刑，把宗教改革引入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年代早被无数的暴力行为所玷污，处决个把人看上去实在微不足道。从西班牙海岸直迄濒临北海的大陆，英伦三岛也不能例外，基督徒们为了基督更大的荣耀，把无数异端付之一炬。在“真正教会”的名义下（这样的名义多得数也数不清！），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被拖往刑场，烧杀，斩首，绞死，溺毙。诚如卡斯特利奥在《论异端（De haereticis）》里所说：“且莫说屠杀了如此之多的马，便是如此之多的猪，每个王侯都会以为蒙受了巨大损失。”然而，既然遭屠戮的不过是男人女人，甚至没有人费心数一下牺牲者的数目。于是卡斯特利奥叹道：“我真怀疑，世界历史上是否还有哪个时期，像我们的时代一样血流成河。”
然而几百年来暴行不可胜数，却总会有那么一件，看上去不比旁的暴行坏，但显然激得起沉睡的良心。杀死了烈士塞尔维特的火焰，是当时最为夺目的信号；过了两百年，吉本还要宣称，这一次牺牲带给他的反感，远超过天主教宗教法庭大规模的火刑。用伏尔泰的话讲，处决塞尔维特，那是宗教改革干下的第一次“宗教屠杀”，也是第一次公然抛弃那伟大运动的基本观念。就新教教会而言，“异端”这词本身便荒诞不经，因新教是要求每个人均有权解释经义。因此起初，路德、茨温利和梅兰克森全都宣称，他们强烈反对使用暴力手段，来对付他们阵营当中倾向于逾规越矩的人。路德便说：“我不喜欢死刑，纵然罪有应得也是如此；而这事件令我警觉，因它创下了一个先例。所以，我无法同意，将那般江湖郎中判处死刑。”他讲起话来，总是那样精辟：“异端绝不能以武力压制消灭，而只能以上帝的言语辩驳。因异端实属精神领域，无法动用尘世的火与水冲洗干净。”而如若做得到，茨温利甚至更会强调，在此类事件上面反对动用任何形式的世俗武装，反对使用任何的暴力。
然而这般为新教条战斗的人们，既然同时要将自己建成个“教会”，很快便认识到那个旧教会当局早已熟悉的道理——以长远计，没有武力，就保不住权力。结果，为避免那迟早难免的决定，路德提出了一项妥协，企图将“异端”与“煽动”、“抗议者”与“叛乱者”区别开来——他之所谓“抗议者”，指的是单单在精神与宗教事务方面与改革派教会意见不合；而所谓“叛乱者”，便真正“扰乱了和平”，他们向既定的宗教秩序提出挑战，还企图变革社会的秩序。对后者，诸如他之以为倾向公有的再浸礼派，他便主张官方动用暴力来镇压。然而改革派教会的早期领袖，绝无一人肯走上决定性的一步，把任何持不同意见的自由思想家委诸刽子手。当宗教革命家们为着信念与教皇和帝王展开战斗，他们便宣称自己是在为人最神圣的权利而战，这还不过是昨天的事情——于是起初，仿佛难以想象竟会建立新教的宗教法庭。
然而当加尔文烧杀了塞尔维特，他便走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宗教改革曾经为“Freiheit des Christenmenschen”（基督教徒的自由）战斗，却给他迅即结束了性命。千百年来，如若单单因为坚持自己对基督教义的解释便将人活活烧杀，天主教会为着自己的荣誉，本也往往是踌躇不决，难以下手；加尔文却比天主教会走得更远。他的个人统治才不过二十年，便靠烧杀敌手建起自己的精神暴政；从道德观点观之，这行为或可比托圭马达的所有罪行更令人憎恶。塞尔维特之被杀，非因他是个无神论者，因为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他遭到牺牲，只因他拒绝了加尔文的一些论点。几百年后，日内瓦的自由市民为自由思想家塞尔维特建立了纪念碑，于是靠把塞尔维特说成“时代的牺牲者”来替加尔文开脱，只能是徒劳无益。蒙田便处于那个时代，卡斯特利奥也处于那个时代。绝非彼时的盲目愚昧，把塞尔维特送上了火刑柱，而全因加尔文的个人暴政。愚昧迷信，缺乏诚信，或许称得上某一时代的表征；然而对一件特定的不端，却要由他自己对这桩罪行负责任。
塞尔维特刚遭牺牲，义愤的情绪便迅速增长起来。甚至加尔文的官方辩护士德？贝采也要承认：“那可怜人尸骨未寒，是否应该惩罚异端的刻毒争论便开始出现。有些人认为，他们自应镇压，但不宜处死。还有人认为，应将他们委诸上帝的惩罚。”可见德？贝采，平素对加尔文的所作所为本是称颂有加，对此也不免沉吟难言，则加尔文的其他朋友，势必更加犹疑不决。梅兰克森自己便曾对塞尔维特破口大骂，现在也给他“亲爱的兄弟”这样写：“教会感谢你，以后也将感谢你。日内瓦的官员处死这渎神者，堪称义举。”甚至还有个狂热的学者，名唤马斯库勒斯的，竟适时地写了首赞歌——一遍遍唱什么“trahison des clercs（此等教士搞背叛）”。然而衷心的赞扬惟此而已。苏黎世、沙夫豪森以及其它的宗教会议，远较日内瓦的希望来得缺乏热情。从原则上讲，他们固然会觉得，那般“过于狂热的”分裂派合该恐吓；绝无疑问，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因这是第一次新教的“信仰之举”，第一次消灭不信奉国教者，况且又不发生在他们的土地上，而要由约翰？加尔文承担这可怕决定的恶名。
但是，且莫说这般相同信仰的人除去怯懦的赞美而外便一事无成——他们很快便听到了反对的声音。当时最杰出的法理家弗朗索瓦？博杜安明确表示道：“我以为，加尔文无权对宗教教义的问题，开一个刑事诉讼的先例。”还不仅整个欧洲自由思想的人文主义者义愤填膺，许多新教教士也公然宣称自己的反对。沃特距离日内瓦大门不过一小时之遥，却因伯尔尼霸主的保护得免加尔文的奴役；于是这里的教士便在布道台上声称，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处置，既反宗教，又违法律。而在日内瓦，加尔文也只能动用警察之助消弭批评。一位妇女公开宣称塞尔维特乃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殉难的烈士，因而遭到监禁；另有个印刷商坚称市政当局判决塞尔维特，是出于一个独夫的意志和愿望，他因此也遭监禁。一些外籍的著名学者索性愤然离开日内瓦，因这城市既然建立了专制暴政，威胁了思想的自由，他们再不能感到安全，只好尽快逃离该城。没过多久，加尔文便不能不认识到，塞尔维特的殉难，对独裁统治而言，要比之那西班牙学者的生命和著作更其危险。
加尔文对任何形式的抵触都颇为敏感。尽管在他的统治之下，日内瓦人唯谨唯慎，然而透过钥匙孔和紧闭的窗户，依然有抱怨传了出来，叫这独裁者发现，他的自由民们已经绝难抑制自己的愤怒。然而错已筑下，便是全能的上帝也无法挽救。既然逃避行为的后果已绝不可能，在加尔文，顶好挺身而出面对此事，公开说出他自己的责任。起初他的攻势何其带劲；而今不觉之间，却不能不退居守势。朋友们众口一词，认定既然塞尔维特已经付之一炬，加尔文总该替他那“信仰之举”找些理由才是。于是他勉强上阵，决计用塞尔维特事件给世界“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