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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断他说：“我们尊重改编者本人的艺术见地，我们的意见也仅供你参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过分。你修改后再寄我们看吧！”说罢起身，也不告辞，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评我：“干嘛那么没耐心呢？”我说：“他干嘛那
么不虚心呢？”副主任说：“他认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这一点你还没看出来？”我说：“看出来了，因此我这一般编辑不愿给他这非一般作者当责编，
另请高明罢！”副主任笑道：“我们研究后，还非你当这责编不可呢！没吃早饭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我请你吃一顿。”数日后，剧本寄回。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头勾出的几个错别字，毫无变动。再一项作者的“劳动”，便是用橡皮将老头在格边作的记号或评语擦掉了。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脑细胞了！搁置抽屉，看他怎样？仅仅隔了一
天，就打来电话，质问：“你们到底作出决定没有？”我反问：“什么决定？”作者说：“有关领导同志都很认真对待这个剧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北影厂长也无反对态度，你们为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呢？”我说：“那你就让他们直接下道生产令拍摄嘛！还给我这个责编打电*案墒裁矗俊*说罢挂了电话。十分钟后，第二次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见，那一天你
未开口，我想当面听你谈谈。”我说：“我的意见，和我们副主任那天谈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想同你谈谈。”我说：“我不到你家去谈
了，路远，要谈你就到北影来谈吧！”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就去。”我说：“请上午来。”因下午厂内放“观摩影片”，属于艺术学习，我不
愿错过机会。他说：“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我说：“那你就改天来。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请便。”他说：“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没有时间。”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电话，
骂一句：“你他妈的！”真够矫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电影。原以为只放一部影片，却放了两部。
五天后，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小梁，有人写信告你。”我吃一惊，暗想我没作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呀？也没搞过什么不正当的
男女关系，谁告我什么呢？因问：“张冠李戴了吧？”政治部主任说：“没错，告的就是你梁晓声，你看看这封信。”我接过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编者写来的，历数我的罪状。
不算洋洋万言的一封信，起码也有八九千字。我真有些“怒发冲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个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夺过信去，说：“别发火，讲讲，怎么回事？”
我强按怒火，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正述说时，当时的一位厂党委负责人也找到了编辑部，由主任陪着，将编辑们召集一起，询问近期处理稿件中，谁可有什么渎职行为？
众编辑回答：绝无。这位厂党委负责人说：肯定有。原来，他刚参加过一个会。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点了北影，说：“你们
北影要热情对待业余作者嘛，不要将业余作者拒之门外嘛，不要像‘四人帮’
时期一样，搞得像个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嘛！”众编辑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只有我心中明白。因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写道：“我一无靠山，二无‘后门’（噫！与辛
欣语同出一辙），全凭一片关心中国电影事业的热忱，写了这个电影剧本，竟受到种种刁难，被拒于北影大门之外。你们对一位业余作者是什么态度？！你们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得以繁荣？！。。”他的话同那位负责同志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拒之门外”——确属事实。他下午来时，门卫没放他进厂。告诉他下午编导部门正进行艺术观摩研讨，请他改日再来。
故他信中还写到：“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门外近一小时才离去。回家后感冒了，发烧三十九度。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我对大家说：“负责同志对北影的批评，并非‘莫须有’，肯定是因我
而发的。”政治部主任也说：“肯定是。”于是当即，我、政治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厂党委领导，
一齐走到二楼小会议室，研究如何妥善对待来自上面的尖锐批评。厂长同志很重视这件事，也参加研究。那位厂党委领导说：“我看就让小梁写份检讨，由厂党委转给上级。”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检讨！我没什么可检
讨的，要检讨你们自己检讨！”
编辑部主任说：“让小梁检讨，莫如让我检讨。”副主任问：“检讨什么？我作为编辑部副主任，亲自到一个并不成熟的剧本的改编者家中，认认真真地谈过意见，还要我们怎么样？”
政治部主任说：“我认为有的同志因为这件事而对北影作的批评，是言
过其实的。”
厂长最后说：“不必检讨，谁也不必检讨。要是这也值得检讨的话，莫如我检讨了！因为我是厂长嘛！”转脸看着我，又说，“小梁，我要求你给领导同志写封信解释一下，你不觉得过分吧？解释，而不是检讨。”
我说：“这可以。”回到办公室，铺开信纸，就欲写。忽而想到，并没指名道姓地批评我，
我对他解释得着吗？决定不给那位负责人写信，而给他的儿子写信。握着笔，我想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农村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某日来到编辑部，
由我接待。他随身带来三个电影剧本，请求我在两天内看完，并当面向他谈意见。我问他为何给我的时间这样短？他说他是自费来京的，专程送稿。*岵坏没ㄇ。。∷蓿。。诨鸪嫡竟。。埂Ｎ屎*以不寄来？说·希·望·当·面听到意见。问年终“分红”多少？说一百余元。问岂不是路费就用去了一半么？说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时我已分到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第二天，就集中时间和精力将三个剧本全部看完。那三个剧本实在不值得谈什么意见，但唯恐刺伤那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与之委婉地谈了一个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纠缠在传达室，要求与编辑当面谈构思。传达室为难，组长也为难。传达室说，编辑部若无人出面，便只好找保卫科了。我便自告奋勇，前去进行安抚。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颇善安抚精神病人。
走入传达室，但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男子，像待审的犯人似的，双腿紧紧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那么规矩。规矩得可怜。他留中分头，一张瘦脸刮得干净。穿件新蓝干部服，连领钩也扣着。虽旧却熨出裤线的灰裤子。一双黄色塑料凉鞋，赤脚。表情安静。
瞧他那样，并不像精神病人。可传达室内除了他再无别人。我问传达师傅：“精神病在哪儿？”传达师傅朝那人努嘴。我不禁转身诧异地再次打量那人。他缓缓站起，文质彬彬地说：“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来送剧本的。”表情依然如故。我说：“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误会了。我是编辑室的编辑，你带来的剧
本可以交给我啊。”他打量着我说：“我看你不是编辑。”我问：“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你像保卫股的。”我说：“你错了。”掏出工作证递给他看。他看了，似乎信了。还给我，从一个黄色的学生书包中掏出剧本，双
手捧着，郑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我接过剧本，问：“你的姓名。”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自内取出一卷红绸，
默默展开来——红稠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
我惑然。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我问：“你住哪儿啊？”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
怪异的笑。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他说：“行者苦中求乐。”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
儿糊涂。这会儿是糊涂了。
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
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
我说：“带他到我宿舍。”传达师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声说：“小梁，你何必？”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见他还不放心，又说，“我哥哥也是精神病。”我带“齐天大圣”到我宿舍，待之为客，与之攀谈。他糊涂劲过了，又明白起来，谈吐很是文雅。攀谈中，我知他是北大毕业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六年。现虽已
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单位却不要求他上班。无所事事，便写电影剧本。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当晚，留宿我处。第二天，送至火车站，替他买了回河北的火车票。送入站内，又送至
车上，与乘务员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车开走才返。。想起这两件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尤其对业
余作者，从未劣待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