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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作者，从未劣待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你的靠山可谓固矣。你的剧本
由各级负责人推荐，你的‘后门’可谓大矣。像大作这种水平的剧本，北影厂每年收到数千份。我厂委派了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岁人，感冒发烧，区区小病，你的父母便‘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娇贵忒宝贝你了吧？老实讲，按一般稿件处理，你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罢了，而且将在三个月后。。”
写完，装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产生什么顾虑，立刻寄走。之后，静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个什么“剧本委员会”，在部长同志直接领导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给“剧本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剧本之内，一并寄走。
仅仅五六日后，“完璧归赵”。剧本被“剧本委员会”退回，附函曰：“该剧本既然已经你们扶植，你们还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见。”碰上了和我一样不具慧眼，也无伯乐精神的编辑！走投无路，不再犹
豫，不再顾虑，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来当这个剧本的责编，还真是选对了人。我自以为“不辱使命”。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他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诟于世么？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动辄：“这个电影剧本某某领导同志看过，给予肯定了！”“这个电视剧
本某某领导同志非常欣赏。”“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某某领导“看过了”，“给予肯定”了又怎样？某某领导“非常欣赏”
又怎样？某某领导的“希望”便一定要“照办”么？某某领导究竟是“领导”，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你是市长，我是公民，公民该尽哪些公民义务，我听你的。我是编辑，你是市长，市长写电影剧本，或写小说，写诗，写话剧什
么的，对不起，你听我的。这才对劲。否则，大不对劲。这叫“社会分工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们的老祖宗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之一。一九七九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
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
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部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
少发过两次言了。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
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还隐藏着我
这么个人。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这么说了。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
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
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
会议主持者在会议室门外等我，和我并肩走入餐厅。边走边说，希望我明天谈谈“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教育路线，对艺术院校教育方针教育方向的干扰破坏。我只好“极其谦虚”地拒绝。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要作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弥天大谎！那的确是我离开大学后第一次说谎，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
了“电影童星”一记耳光而说是“跟他闹着玩”。我第二次说谎，像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样，说得那么逼真，那么周正。我内心感到羞耻到了极点。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入了
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
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
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
“山楂丸”。我的谎话，当晚就被戳穿——我们编辑部的某位领导来西苑看望在华
南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晓得。第二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在二楼楼口，被一位老者拦住。他对我说：“你先不要进会议室。”我迷惑地望着他。他又说：“大家已经知道了。”我问：“知道什么了？”“知道你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他那深沉的目光，严肃地注视着我。我呆住了。他低声说：“大家很气愤，正在议论你。你为什么要扯谎呢？为什么要
欺骗大家呢？”他摇摇头，声音更低地说：“这多不好，这真不好！有的代
表要求向大会简报组汇报这件事啊！。。”不但不好，而且很糟！在全国“高教”会上，在粉碎“四人帮”后，谎言和虚伪正开始从崇
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肃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农兵学员”，却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这的确是太令人生气了。
我垂下了头，脸红得发烧。我羞惭地对那老者说：“您替我讲几句好话吧，千万别使我的名字上简
报啊！”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他的目光那么平和。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
目光是穿透到我心里了。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我们在楼外走着，他向我讲了许多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工农兵
学员”的道理。当他陪着我走回到会议室门前，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进入。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进去吧！”挽着我的
手臂，和我一齐进入了会议室。那一天我才知道，这位令我感激不尽的老者，原来是老教育家吴伯箫。吴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引起我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的人。“高教”会结束后，他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欢迎我到他家中去
玩。那时他家住沙滩。我到他家去过两次。第一次他赠我散文集《北极星》。第二次他赠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赠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钦”四
字。他亲自替我刻的。两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写作。一见我，他立刻放下笔，沏茶，找烟，
面对面与我相坐，与我交谈。他是那么平易近人，简直使我怀疑他是个丝毫没有脾气的人。他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安详。与我说话时，眼睛注视着我。听我说话
时，微微向我俯着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