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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体角色定位分析，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重要的宣传工具，中国媒体与西方国家的媒体不同，先天就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是旗帜、是喉舌，受政治环境影响大，必须贯彻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方针，从而也导致批评监督的相对不足。但另一方面，传媒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具有一定解决纠纷的能力，起码是影响纠纷以何种方式解决的能力。一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往往经其具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后，就有了最终审判结果基调。我们在一些刑事犯罪的判决书中，经常可以找到“民愤极大”、“影响极其恶劣”等用语，这些多体现于公众媒体的多方位报道，多角度讨论上。2003年年初震动全国的孙志刚案，网络作为新生的第四媒体也彰显其强大力量，成为促使国家收容法规更改的策动力之一。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的存在从表现上看是传媒借助政府权力或个人权威（尤其是领导者个人权威）发生了身份上的异化，获得了法官身份；而实质上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力的侵犯，是人治权威对司法独立的法治原则的践踏。应当理智的看到，司法与传媒的这种不甚合理的制约监督关系，只能视为制度改革中一个过渡环节。真正健康的司法传媒关系还在前方并未达到，要走上这个台阶，必须有进一步完善的整合重构。
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并不说明我国传媒不应当介入司法。事实上，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结合媒体监督在特定历史时期应当具备的特殊功能，我们在给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定位时，也应当采取一种更为实际的立场…司法领域应允许传媒的适当介入。
司法与传媒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司法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借力道德来评判事非，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与传媒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一个法治的国家，应当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一个发达、健全的国家体制，应当是良好的司法体系运作与传媒舆论监督的双效整合，应当达到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不是案子交给法官，判得了就判，判不了就交给媒体曝光。这反映的是相当程度上我们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当今时代是一个传媒愈来愈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司法对社会的监控治理愈来愈强有力的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传媒与司法体系的良好运作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媒体不是给司法补墙角的，处理好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特别是司法独立与传媒监督之间的关系，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五部分第24节 司法活动中的暗访记者（5）
三、隐性采访介入司法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怎样才能做到及时与深入报道司法新闻，又避开受到法律的制裁？英国ＢＢＣ的两个电视专题节目提供了有益经验。节目之一《库克报告》是以电视记者库克常乔装打扮去调查犯罪现象，揭露官员和政客的不法行为。一旦警方介入，展开立案侦查，库克就会另找选题。《判之不公》节目则专门批评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这两个节目，一个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一个在诉讼程序结束之后，它们都避开了《藐视法庭法》的制约范围。
应当看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绝对。赋予采访权并不意味着采访无边界，什么都能拍，什么都不能阻止我拍。国家法律具有崇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运用法律工具执法断案的司法部门，有其所必需的保密空间存在。也就是说，允许现阶段媒体监督司法，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采访随便拍。记者行使采访权必须依据司法机关工作特殊性，遵循一定的秩序。即便乔装打扮成一个普通市民、一个法庭上的旁听者，但只要携带着偷拍机，你就还是一个记者，隐形的应当仅仅是手里的机器，而非头脑中的职业纪律。
具体说，记者在司法活动中监督的对象包括：（1）对司法机关内部建设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其非法行为的批评。这种监督并不涉及司法特别要求的独立性，因而与传媒对其他权力机关、普通公民的监督只是对象不同，没有本质区别。这种监督有助于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塑造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2）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充分发挥传媒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功能，通过接收群众提供的线索，对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私自接见单方当事人、接受贿赂枉法裁判等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揭批，促使有关主管部门立案查处。（3）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的外部势力的监督，为司法独立原则的真正建立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4）公正客观地展示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查阅报道依法应予以公开的司法文书，如已终审的案卷。（5）配合司法形势，积极从不同角度真实准确地报道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
应当着重指出，司法机关在保护传媒依法介入司法活动的权利时，规范传媒的介入行为是必要的。对于正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传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传媒对报道的案件进行评论，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实质。对于案件审判中运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的理解时，不要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可先在内部提出或登内参反映，待达成共识后于适当时间予以发表。另外，不得对司法人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实歪曲报道；否则，依法追究直接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传媒本身也要扫除有偿新闻等腐败现象，加强管理，廉洁自律；同时提高综合素质和监督水平。
第五部分第25节 “隔岸观火”引发争议（1）
案例一：偷拍高考集体舞弊
高考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外国孩子而言，也许仅仅是一个需要好好准备准备的升学考试。而在中国，由于城乡差异的长期存在、社会对学历、文凭的高度认同，这种大学入学考试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和意义：答好卷子、选好志愿，被录取进一所理想学校，也许就是祖祖辈辈的翻身。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考生能够高分上榜，通过不正当手段在考试过程中做手脚，一再徇私舞弊。只要有一个人通过不正当行为侥幸获得高分，都是对整届高考考生的极端侮辱。对于政府来说，这个问题亟待加强整顿；而对于媒体而言，这个问题亟待抓住线索，前往采访。在高考考场营私舞弊，一旦东窗事发，可是要坐牢的，这种事儿单靠记者扛着机器进入考场采访，绝对取不到真实素材，隐性采访此时便发挥了其优势所在。
2000年夏，《羊城晚报》记者赵世龙获悉湖南省嘉禾县近年高考考风不正，想现场抓拍一些舞弊镜头，又觉得单靠照相机力不从心，而此条新闻线索事关重大，于是与湖南经济电视台联手行动，抢在高考开考前一天的7月6日，悄悄将偷拍摄像机架在了嘉禾县考场——嘉禾一中对面一座楼的楼顶。这里拍摄对面考场的角度绝佳，考试开始后，嘉禾一中考场内果然出现了舞弊现象，湖南台的记者拍了7月7日这一天的上、下午两场考试，录像资料长达180分钟。7日，高考第二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获悉这一线索也赶到现场，继续进行拍摄。9日，本年度高考结束的当晚，此条新闻在湖南经济电视台播出，一组组清晰的镜头真实反映了嘉禾一中考场内的“考场现形记”：监考老师玩忽职守之下，考生们有的左顾右盼，有的交头接耳，甚至站起来弓着身子去看前边考生的试卷；传递纸条，打手势对信号，在桌下翻看参考资料……中央电视台也紧随其后，将此事披露于全国第一曝光栏目“焦点访谈”，播放了记者在现场偷拍到的考生作弊镜头，并同时曝光了另外一起发生在广东电白的高考舞弊行为。
图20：考生用手机作弊
嘉禾、电白这两件事情闹了好几个月，全国上下一方面关注着执法部门纷纷扬扬的查案子，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置疑湖南和央视记者的采访，认为他们明知对面学校考场内在违法犯纪，却不检举，不汇报，只知道拍拍拍。 经过为期近一年的调查取证，嘉禾考点有203名考生因考卷雷同等原因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嘉禾一中被取消全国高考考点资格。一批地方责任官员受到严肃查处并依法追究了法律责任。
取消考试资格、判处有期徒刑，严厉的惩罚并没有达到更多的警戒效果。2002年，高考舞弊事件再次发生，同样的7月9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再次曝光高考光环下的丑恶行为：山东潍坊某“高考作弊公司”协助考生作弊。2003年1月，中央电视台曝光湖北省鄂州市第一中学内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严重舞弊，考生公开传条、抄袭、交流而无人制止。
每一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高考舞弊偷拍镜头都是触目惊心的。在湖南嘉禾，考生们对答案、传纸条、打手势、交头接耳，监考老师一切都尽收眼底，但就是视而不见。情况太混乱的时候，他干脆背过身去，看着走廊。考试结束了，考生们抓紧最后的机会再〃交流〃一下。尽管身戴大红监考证的教师就在身边，但是铃响两分钟以后，很多考生仍然不肯交卷；在湖北鄂州，一名考生低头抄袭纸条，另一名考生竟站起身来抄袭前面的试卷，而此时监考老师就站在后面。在距离考试结束还有10几分钟的时候，考场秩序变得更加混乱，一些已经交卷离场的考生居然又回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