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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少数大老板手中，而是散见于众多的小老板手中。
假如将这些分散的“不成气候”的资金投入到嗷嗷待哺的教育中，谁能说就成不了“大气候”呢？而且对于学校来说，这种融资方式更有利于保证资金的稳定，因为存在多个投资渠道，资本的份额也已被分散，作为投资者的单个个人、组织或团体的收入、收益的波动对学校的影响力已经被相应缩小了，这更有利于学校长期、稳定地发展。
越想路越宽，越想越坐不住了。
台州书生集团就在这样的试探中“分娩而出”。1996年底，32个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共同入股1200万元，资产规模达8000万元，成立全国第一家以股份制方式组建、以投资办学为主业的教育公司。
从这个火花被点燃起，椒江教育界就被一种平静却又热烈的激情鼓荡着。
那些难忘的不眠之夜，至今想起来徐正福心中都涌动着难言的情愫。
6年前的椒江，民办教育尚处在荒凉的初级阶段。没有人理解徐正福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一个教育局长为什么对一所民办学校的出世抱有那么高的热情？除了利益驱动还能有什么？背后的眼光指指点点。
烦恼、委屈，他不是没有过。但是，认准了的事，他不轻易回头。
这和他的理念有关。台州股份制企业欣欣向荣的生命力，使徐正福对“自治”两个字有着深刻体会，认为未来的中国一定得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来改造社会。这个爱琢磨问题、好捣鼓点子的教育局长坚持认为，任何一种所有制只要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就是好的。所以，公办不见得都好，民办不见得都对，股份制能解决问题，就拿来。
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折腾了中国人多少年。解放思想，得蜕几层皮。
他们是在吃“第一只螃蟹”，当时全国对股份合作办学还有争议，情势很敏感。这一行动，后果如何？怀疑、求证，反反复复，好几个回合。
“当时一提股份制，教育界人士立马想到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与《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相冲突，省里有领导认为‘教育股份制’的提法不妥，因此，讨论后决定将公司章程中有关营利分红的内容改为‘按照投资比例计算股息’，才算是过了这道关……
“1999年元旦，中央教育电视台怀着浓厚的兴趣专程赶到椒江，拍摄了专题片，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具有非常积极的先锋意义。但后来听说片子在教育部没通过，不能播放。”书生教育公司总经理牟振彬回忆经历的风风雨雨，长吁了口气。
“教育股份制”就这样在初期“上层不认可、不能张扬”的气氛下推动着。它所建立的“双法人结构”基本由两部分构成，即以办学为目的的股份公司法人和由股份公司投资设立的学校法人。两个法人各负其责，借助制度相互制约，以解决教育的特殊性与市场、企业运作的特性的矛盾。而政府作为最终受益者，对学校办学进行调控管理和政策扶持。
台州鸿宇中学曾是当地名噪一时的民办学校，但2000年遭遇破产。破产的根由源于当前很多民办学校的通病：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集中在同一人手上，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盲目追求短期效益，投资风险过大。而椒江教育股份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规范了整个运行机制，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在双法人结构中，公司作为媒介，隔开了股东与资金和学校与管理，一方面避免了校长和总经理、投资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制约了投资人通过收费来营利的任何可能性，为教育创造了健康发展的良性环境。
有人好奇：台州人投资教育的热情从何而来？
还得从文化里找说法。这就是崇尚气节、求是务实的台州文化，促使台州人更倾向于自力更生、运用自身的力量来化解所面临的困境。椒江教育投入的巨大缺口，使拥有资金的椒江人，萌生出投资教育的意念。当然，其中既有内在需要的精神动机，又有期待收益的资本寻利的驱动。教育股份制恰好就处在这个平衡点上。
最初民间的眼光是犹疑的。资本天然的寻利性遭遇政策的冰山，“分红”、“回报”的字眼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中显得几分触目。但政府积极推动，以6％—15％的合理回报给了中小投资者莫大的信心。
结果，头三年，没有一个股东提出拿回报，大家一致想到的是：继续扩股。对未来预期的信心巩固了中小企业主的投资热情。
兴奋、喜悦劲儿刚过，打击就接踵而来。
1998年由于中考成绩不理想，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挫伤，加上当时书生中学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招生形势非常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许多人也产生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担心和忧虑。
在这种形势下，椒江教育局派出陶仙法副局长担任书生中学常务副校长。
一个教育局副局长到民办学校当校长？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争议声又起。
“是全局教育重要，还是一个学校重要？”区领导质问徐正福。
全局当然重要，但作为改革实验园地的书生中学的成功更重要，它事关全局。徐正福理直气壮，顶住了压力。
陶仙法一上任就调整领导班子，加强学校管理和师资建设，迅速控制了局面，学校声誉日渐提高。三年后的今天，书生中学在当地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成为与当地椒江中学比肩的名牌学校，实现了“老百姓的名牌学校”的办学理想。2002年在校学生达2700余人，其中高中22个班，初中26个班，首次实现当年收支平衡并有节余。
几年后，有人给“备受争议”的徐正福“正名”道：“如果当年徐正福不坚决的话，椒江教育就没有今天的局面。”
冲破体制之枷“理想国”在萌芽
我没有想到推动“教育股份制”出台的主导力量竟是椒江区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在我的采访经验系统中，来自民间的办学力量总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发生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突，它们惯于“像黄鳝一样躲来躲去”地逃避着政府整肃的目光。但在椒江，这两种力量是如此默契地相融为一体。
“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心推动，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这是椒江‘教育股份制’的政策基础。”牟振彬特别强调说。
椒江区教育局对书生公司和书生中学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减免土地使用出让金，免收投资方向调节税、教育附加费；对外地应聘的教师，在职称、晋升、调资等方面与公立学校教师同等对待；对书生中学高一新生的招生与公立重点中学同样对待，新生可提前录取200名，学校免收资助费，由教育局按公立学校预算内生均经费补给书生中学，对200名以后录取的学生，按每生三年补助600元给书生中学。
说实话，这样的优惠政策确实令人眼热。自然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非议和疑虑。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政府把生均经费拨给民办学校，有无必要以这种方式资助民校？
按照政策，书生中学的200个公费生应该每年每生有2500元的经费。但在非议声中，这个拨款中止了一年。依然是斗争，到第三年又恢复了，变成2000元。
再者，这种优惠政策岂不是导致了学校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若是，又如何能说明“教育股份制”的制度优势？
椒江教育界出示的数据表明，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书生公司净资产由620万元增加至1700万元，通过融资，对书生中学的投资也由首期的1200万元增加至目前的5400万元，在校学生总数1346人，按椒江区各年级预算内生均经费加权计算，相当于节约年度财政经费130万元；政府投资2000万元组建椒江教育发展公司，对实行“教育股份制”改造的学校发挥融资作用，目前进入这一模式运行的学校总资产已经超过1个亿，国有资产的财务杠杆作用达到1比5以上。
“如果像创办书生中学这样规模的一所学校，靠全区财政渠道下拨的教育经费需要8年才能建成，这不能不说教育股份制为椒江教育事业注入了活力。”这个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试想若无“教育股份制”的制度优势，在椒江这个“大老板不多，小老板不少”的地方怎么能如此吸引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呢？
椒江教育股份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创新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可以避免“搭便车”现象，二是可以大大降低创新成本的条件。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宗旨是为了鼓励竞争、鼓励创新、提高效率、增加供给、推动技术进步，最终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卖方市场中，能够增加供给的产业政策是好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卖方市场中，以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和扶持新进入者，不但不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优惠政策不但立即改善了市场供给，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垄断力量的削弱，将更有利于全部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参与这项改革的浙江大学吴华教授据此分析。
由于教育产业固有的“高成本、高投资、高风险”属性，如果政府不制定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金就不会进入这一产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难以建立起来，学校也就不会因市场压力而更加积极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