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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育产业固有的“高成本、高投资、高风险”属性，如果政府不制定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金就不会进入这一产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难以建立起来，学校也就不会因市场压力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
与显而易见的筹资优势相比，“教育股份制”对中国教育发展一个更为重要的贡献是揭示了建立学校法人制度和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一种现实途径。
学校法人制度的建立排除了政府对学校进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而学校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则排除了投资人对学校进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这样，学校依法独立自主经营就有了现实的基础。
与股份制办学中的“股份制学校”或“股份合作制学校”相比，“教育股份制”的制度设计还排除了投资人利用资本权力对学校进行不当干预的可能性。在椒江运行5年来，没有发生过投资人对学校的不当干预，而这种现象一直是影响许多民办学校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现在，全国已有几十个省、地、市、县在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政府文件上，写入了“股份制办学”，使这种制度创新成果在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0年，椒江教育界再一次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书生教育集团公开招聘独立董事！倡导者就是椒江区教育局局长徐正福。这位“教育股份制”的积极推动者认为，股份制尽管避免了传统民办教育中投资人过深地介入学校运作造成的诸多矛盾，但由于股权集中，董事会由大股东“一统天下”，独立性很弱甚至造成政企不分。而独立董事的引入，正是打破局面的良好途径之一。
目前独立董事主要由徐正福、魏书生（教育改革家）和吴华（教育专家）担任。教育毕竟不同于一般企业，教育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损害长远利益，需要教育行家进行指导；书生集团面临着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的构想，而企业界对教育前景难免看不明朗，也希望有教育专家一起参与讨论。
书生教育集团创建5年来，从小到大，逐渐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已成为台州地区民办教育的中坚力量。一份浙江教科相关课题研究报告指出，椒江“教育股份制” 对县级区域发展教育产业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其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高速成长性是这一办学模式制度优势的有力证据。
实践还表明，一个亲市场的政府及其产业政策是推动教育产业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椒江的实践中，政府在税收、教师待遇和招生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对书生学校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关键还在于政府观念的转变。作为政府部门，须树立这样两点思想：民办学校办好了，也是造福于当地经济；另外还帮政府节省了大量投入。
“书生学校3年投入了1个亿，而椒江区政府3年来用于整个区教育投入也只有1个亿。另外，支持民办学校发展，群众的教育选择余地大了；对公立学校也会产生良性冲击，质量竞争成为最后的决胜利器。当然，鼓励民办学校发展，政府手中的权力自然削弱了。但政府的出发点究竟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还是为手中的权力增值？”牟振彬深有感触。
当然，椒江教育股份制改革的成功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性，那就是良好的政府官员素质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制度创新带有某种“偶然性”因素和“个人化”色彩。而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则应当摈弃非制度化的干扰因素，从根本上杜绝权力寻租空间的产生。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政府参与、主导的股份制办学，可能会给政府争夺控制权甚至假规范为名强行接管等不良现象留下方便之门。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防范和规避潜在的风险，教育股份制尚待在实践中继续完善。
“无论国办民办，共育四有新人”，这12个大字是椒江区委、区政府送给书生中学的题词。其中的含义令人思之甚远。
徐正福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书生中学实行的是校长经营责任制，好的体制应该激活学校的发展。但是不久，徐正福就发现，光有一个好的体制还是不够的。“如果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听不到许多民办学校破产的消息了。”可见，有了机制和文化，还远远不够。
不断遇到阻碍的实践就这样推动着现代学校制度的理念破土而出。
教育股份制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是生产关系中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衡量所有制的标准就是效率和成本。实现现代学校制度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它至少包含体制、机制和文化三方面内容，用16个字概括为：“面向市场，服务社会，利益共享，学校自治”。
一些专家认为“面向市场”的提法不妥，尚存在着争议。徐正福则认为，“面向市场”，就是一切以市场选择为导向，体制是竞争核心。
利益共享。在椒江，教师是一种职业，没有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的区分，民办教师可以享受公办的待遇；将民办机制引入到公办学校中，产生了“名师”、“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据说椒江教师的年收入至少比周边地区高上两三万元，椒江真的成了教师心中的“香格里拉”。
学校自治。这是现代教育的最高境界，在现阶段也许只能是一种理想。“我们想在公立学校建董事会，有利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有利于学校教师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现在条件还没有成熟。”
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专注于制度建设和公平保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完善学校法人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学校依法自主经营；以利益共享和自治精神为核心，建立权责明确、合理高效的学校管理体系。
椒江教育界的体验是：“它既不是单纯的学校管理问题，也不能限定为微观层面的学校经营问题，它要处理的是关于政府、市场、学校和社会的全面关系。它既不是纯粹‘干中学’（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也不是完全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的持续探索过程，是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约束相互牵引的过程。”
椒江提出的“现代学校制度”建构问题，一度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但是，教育“理想国”就是在这样反复的质疑和敲打中，绽开第一片新叶的。
冲破体制之枷“杂交稻”能否推广？
1993年6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培训中心建成。
1993年10月8日，万里汽车驾驶学校建成。
1994年1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职工大学建成。
1995年3月16日，宁波万里国际学校建成。
1995年5月10日，宁波万里职业技术学校建成。
1997年8月11日，宁波万里国际幼儿园建成。
1998年2月18日，宁波万里中等专业学校组成。
1999年3月3日，浙江万里学院筹建。
这份长长的年表记录的是一个民办教育集团的裂变型发展之路。6年办了8所学校，且屡获成功。徐亚芬和万里集团的名字早已成为宁波乃至全国教育界的一个闪亮的符号，成为“创新”、“变革”、“奇迹”的代名词。
我只见过徐亚芬一次。两年前的那次采访，让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女能人。印象突出的是，她语速极快，行走如风，江南女人特有的温婉和职业化的干练如此奇妙地融合在她身上。我后来留意到，经历了十年发展蕴育而成的“万里精神”处处都可见徐亚芬个人风格、性格魅力的投影。
比如，“万里人视效率、质量为生命，要求以最高的效率做出最好的质量；”
“万里人对任何事情只要有1％希望就要尽100％努力；”
“万里人受到挫折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反省；”
“万里人处事态度：对周围一切心存感激，提倡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零距离接触万里、远距离思考万里之时，我常常会涌出这样的感慨：万里模式有理论上的普适性，但又有着绝对的独特性。一个难以“克隆”的标本。
每一个传奇后面都有一个令人击掌唏嘘的故事。
“我们要用20年时间，不花国家一分钱，从这里起步创办全国第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都齐全的教育集团。成功了，所有资产归国家；失败了，由我个人承担损失！”
1993年6月18日，在宁波市区一间破旧教室里，36岁的徐亚芬面对着全体教职工慷慨陈词。
那时的徐亚芬刚从公立学校“杀”出来。1992年，她就任宁波机械学校的党委副书记。600个学生的学校，竟有200个老师！人浮于事、教育资源利用率极低的现象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积弊是制约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学校存在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但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又在严重浪费。在此体制下，教师的积极性无法激活，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冲击到各行各业，教育领域却还因袭着计划经济的陈旧体制，不打破现状，教育就永无活力！”徐亚芬萌生了要办一所完全自收自支、机制灵活的学校。
1993年5月，她和另一位志同道合者应雄接管了濒临倒闭的宁波机械局职工学校，将其更名为培训中心，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