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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最担心的是她丈夫会出什么毛病。见了面，完全证实玛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厄内斯特同七月份一样整天呆在屋里。他忧心忡忡。他为在西班牙的瓦莱里担心，为在伦敦的霍特齐纳、他在古巴和爱达荷的房子，他的所得税以及他的肾病担心。过了一个星期，玛丽为了满足他的要求设法送他搭上开往爱达荷的火车。十月二十二日，他们到达索松，接着由赛维尔医生开车送他们回家。即使住在凯特丘姆自己的家里厄内斯特也面无笑容。一天当他把汽车开回凯特丘姆停车场时，他把另一辆汽车碰伤了。他感到十分不安，生怕警察抓捕他。他取下车牌交给车主。即使车主告诉他车子损伤不厉害，他仍然放心不下。他对玛丽说，他们将被迫卖掉他们住的那幢房子，理由是他付不起房子税。玛丽设法打电话同纽约银行联系，证实他们有足够的钱付还房税，以此来安他的心。尽管如此，他还不相信。
厄内斯特的神经错乱现象仍然存在。他提心吊胆，怕联帮调查局为了瓦莱里的移民签证问题，派人跟踪他。瓦莱里现在已到了纽约，将就读于美国戏剧艺术学院。厄内斯特寄给她一张支票缴付学费。十一月中旬，他请霍特齐纳到爱达荷，他自己开车到火车站迎接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十分肯定地对福特齐纳说，联邦调查局的人正在眼踪他。回到凯特丘姆，他看见银行的两个雇员还在工作，以为是政府派人来审查他的帐目，如找出差错就要惩办他。
蒙塔纳州立大学两位英语教授事先不知道厄内斯特当前的情况，找他去米索拉讲学。有几个月以前见过海明威的人，这时看到他的外貌不禁大吃一惊。其中有个叫贝特斯基的人说，“在我们记忆中的海明威，能够同眼前这个人相一致的地方，只有他那张涨得红红的脸。就是这张脸也显得特别苍白无神，一点也经不起风雨的摧残。我们感到特别惊讶的是他的手脚变得枯瘦……他走起路来，样子好象不止六十一岁，给人的感觉是他疲惫不堪，十分脆弱。同样令人奇怪的是他讲话的功能大大削弱了。他只能急促地，断断续续地讲些不太成句的话。他根本不愿意谈到他的写作。我们也不勉强他。”会见持续了九十分钟。当他们即将离去的时候，厄内斯特要求他们顺路带他到凯特坎姆下车。两位教授回到米索莱，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海明威一向待人温和、考虑周到，懂得人情世故，注重礼仪。只是身染恶疾才使他变得前后判若两人。
感恩节即将到来。海明威的病情已发展到非住医院不可的地步。关键的问题是住进那个医院，什么时候进去。赛维斯医生经过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每当厄内斯特工作顺利，心情愉快时，他的血压就正常；每当他精神苦恼，忧虑焦急时，血压就升高。高时可达到危险的程度。十一月底，他的血压达到高压二百五十二，低压一百二十五。自然，引起血压升高的原因是心理上的。霍特齐纳征得玛丽同意把海明威的病情详细地告诉纽约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我的能力有限，不一定能医好这个病人，”这位医生说，“让我先作一次病理上的诊断，然后订出一个治疗方案。这个方案将包括内部器官组织治疗和心理性治疗。”尽管诊断困难又要花很长的时间，但在厄内斯特住进罗切斯特梅约医疗中心的时候，这位医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十一月三十日，厄内斯特在赛维尔医生的陪同下，静悄悄地从海莱乘飞机至罗切斯特。这次飞行碰上天气好，中间只停留在雷比得城加油，旅途平安顺利。这时厄内斯特情绪高涨，兴致勃勃地谈到美国西部的历史。厄内斯特抵达罗切斯特后，便以乔治赛维尔医生的名义住进了圣玛丽医院。玛丽乘火车随后跟上并以赛维尔医生夫人的名义，住进卡勒旅店。
厄内斯特的主治医生是休格R·巴特。负责心理医疗的医生是哈华德P·罗姆。他是心理治疗中心的两个高级医师中之一。几天之后，玛丽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太阳谷的医生乔治赛维尔没办法降低爸爸的血压，因此不得不到梅约医疗中心来。在这里医生给他一次大检查。到目前为止检查的结果还比较好……我完全相信医生们不但能确断我丈夫的病情，而且能治好他的病。”厄内斯特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一直有高血压。除了这个，内部器官的检查几乎全都是阳性。经过做葡萄糖耐受性试验，结果证明病人患有轻度糖尿症。负责新陈代谢检验的斯普莱格医生认为：厄内斯特的体重一百七十五磅是比较理想的。只要他的体重再不增加，他愿意吃什么都行。巴特医生发现，厄内斯特肝脏的左叶可以明显的触及。它的边缘是圆的。由于厄内斯特多年来饮下大量的酒精，引起了糖尿病和肝肿大。巴特医生认为厄内斯特很可能患一种非常罕见的血素病。但要作出确切的判断，还需要进行活组织检查。因此，他决定暂时不作进一步检查。
厄内斯特的血压一遇到他心情急躁不安就突然上升。在开始接受治疗阶段，他的血压保持在220—150之间。医生认为，厄内斯特精神上的颓废，部分原因是服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引起的。医生建议往后非到绝对必要时，决不要服用那种药。然而，他的精神忧郁症越来越严重，罗姆医生只好采用电疗法，从十二月底到一月初，每周进行两次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厄内斯特现在除了感到头痛和患有失语症外，其他似乎还正常。厄内斯特同医生、护士交上了朋友。他从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要来一些他的作品送给这些他新交上的朋友。他常到巴特医生家去做客，常对医生和护士说，他对医院生活感到厌倦，想到存书很多的地方去走走。
十二月里的一天，他外出回家，头上戴着一顶礼帽。他小心谨慎地取下帽子，接着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前面梳，以便把秃顶遮盖起来。开始他显得有点不自在，喝了两杯酒后话头就来了。他谈起在非洲飞机发生事故的生动场面。可是当他记不起那些猎物的名称的时候，他急得流下泪来。大家知道，他记忆力的衰退是由于接受电疗的结果。然而，他的神经错乱并没有彻底治好。例如，尽管当时他身上不名一文，他对别人说，有人要抢他的钱。圣诞节前夕，他应邀到巴特家作客。他同巴特夫归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一起吃饭，他感到既荣幸又快乐。他和玛丽用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演唱西班牙民歌。一月初旬，他出席了另一次招待会。这次巴特医生同意他喝少量的酒，他高兴极了。他还同巴特医生和他的儿子到梅耶附近的一个旧采石场去打泥鸽子，结果打中了一排共二十七只，还隔着一百一十尺远，用0．22口径的手枪打中了摆着的全部空酒瓶。
厄内斯特到罗切斯特的医院就医一事本来是没有公开的。六个星期之后，即一月十一日才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立即慰问信象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纷纷飞来。来信者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新朋友，有的是敬仰他的从不相识的陌生人。他的朋友的信件使他重温旧梦。例如：基威斯特岛的汤普森、比米尼的谢夫林、西班牙内战时期结识的弥尔顿沃尔夫和伊利斯布里格。他还记得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他曾和一些人，包括布里格在内在加勒比海海域巡逻，追踪敌人的潜水艇。有一次，他给布里格寄去一封信，通知他去哈瓦那参加一个交际会。他还收到了一些军队里的朋友的信，如朗哈姆和杰姆劳基特。他们都是在一九四四年就同他结交成友的。另外，他还收到菲利浦帕赛维尔的信，告诉他，在他七十六岁生日那天还亲手打死了两只伤害牲畜的狮子。厄内斯特请医院里的一位秘书麦克科里替他打字复信。从他给秘书口授复信的情况来看，他的记忆力正在恢复，差不多达到正常人的程度，信的内容洋溢着昔日对朋友的热情。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海明威接到当选总统肯尼迪拍给他的电报，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参加十九日和二十日的总统就职典礼。厄内斯特当时内心的高兴，实在难以形容。第二天，他给肯尼迪总统复电说，“对于总统的邀请，我和妻子都感到无上光荣……祝愿新的政府在发展文化和其他事业方面取得成功。遗憾的是，我在这里养病治疗高血压，一旦离开这里，一切活动就会受到限制。因此，无法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我们谨向肯尼迪总统和夫人表达我们的深切谢意和最热烈的祝贺。”一月二十日海明威夫妇通过电视观看那盛大的就职典礼。随后，或许出于无意，厄内斯特又给肯尼迪总统拍了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在罗切斯特收看电视，观看了盛大的总统就职典礼，心里充满着幸福、希望和自豪感。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总统夫人。从荧光屏上所看到的使我深信肯尼迪总统今后将会象就职典礼那天顶住严寒一样顶住任何热浪的袭击。自从我对政府恢复信任和有所了解以来，我看到，总统每天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棘手的问题，等待着他拿出勇气去解决。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正当国内外危机四伏、危象横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无畏的人来当我们的总统。”
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害感冒引起的头痛，厄内斯特一直呆在罗切斯特的医院里。一月二十二日他才正式离开圣玛丽医院。他在医院里整整住了五十三天。特别凑巧的是，他出院乘飞机回家的那一天刚好是他在乌干达时同罗伊马萨从内罗毕西郊机场起飞的七周年。他心有余悸。不过，这次不会出问题。驾驶员拉里约翰逊驾着飞机朝他十分熟悉的西边航线航行。飞机越过温德里物山脉，穿过月亮山山口，整整飞行了八个小时，终于平安地在海莱机场降落。
三天后，厄内斯特说，“工作一劳累，血压又会升高。”在一段时间里，情况似乎是这样，虽然他的工作并不重，只是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