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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厄内斯特说，“工作一劳累，血压又会升高。”在一段时间里，情况似乎是这样，虽然他的工作并不重，只是把他过去在巴黎写的手稿，按内容、时间的先后重新编排整理。他每天上午七时起床，八时半开始工作，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午饭后，睡一下午觉，然后到雪地里去散步，当作一种运动。他经常单独这样走来走去，头上戴着一顶花格布帽，穿着高统皮靴，不时停下来对那些放学回家的小学生招手致意。玛丽订出一个计划，每天他们开着汽车沿三十九号公路北上，到了固定地点停车步行一段路程。厄内斯特认真按医生的吩咐不喝含高强度酒精的酒，只是在吃饭时饮少量的红葡萄酒。一天，他从朱克阿特金森市场买回一只刻有度数的量酒杯，想量一量他每天到底喝了多少酒。二月初，他说，“每天都在思考，动脑筋，然后设法把想到的东西写下来。可是情况十分艰难。”他十分想念他在古巴家里书房里的书。他写信给斯克里布纳，请他把詹姆斯国王的圣经和牛津英文诗集寄给他，因为他想在里面找个短篇小说集的标题。
查理士斯克里布纳给他回了一封激励他的信。信里克里布纳提醒他自己立的毕生座右铭：要坚持下去。厄内斯特很受感动。他立即复信表示尽力去做。每天上午他来到后边卧房，站在窗前的大书桌旁边，翻阅报纸，一看就好几个小时，头都不抬一下。正如玛丽说的，他的眼睛从不望窗外的山林风景。二月份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厄内斯特越来越象个隐居者。他再不邀请朋友一起观赏电视里的斗牛表演，也不到凯特丘姆或太阳谷去了。当他从楼上的书房出来，穿着宽松的印度睡袍慢慢走下楼来的时候，他才同人谈上几句话。他的眼光深邃，思想深沉，令人难以捉摸。有时他站在宽大的窗子旁边凝视着远处河流对岸的凯特丘姆，眼光穿过疏疏落落、枯干了的棉花树，最后落在安葬死人的墓地上。即使他真正能看到什么东西的话，他也从不告诉别人。
厄内斯特现在几乎完全停止写作了，偶尔给朋友写几封回信。二月份，玛丽要他写几句话附在送给肯尼迪总统的书上面。她买回一些纸，裁成所需要的宽度和长度。随后他开始在客厅里的长桌上写。他整整忙了一天，中间只停下来吃中餐。桌上放着二十几张写过的纸。显然，全部不合格。这时房子里气氛十分紧张。玛丽耐着性子等着，后来索性到外面去散步。可是当她散步回来，他还在那里不停地写。他所喜欢接触的人不多。其中一个是赛维尔医生。赛维尔医生每天都到他家给他量血压。他这样来来往往，仿佛厄内斯特的生命就操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总是肩并肩地坐在客厅的北端窗子下的长椅上。厄内斯特总是坐在老地方，上臂箍着那灰白色的量血压器，一边辛酸地说，他再也不能写作了——不可能有新的作品了。说到这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淌流在双颊上。
三月份，厄内斯特的血压仍继续上升。他为自己的体重、血压和节食担忧。朱克阿特金森前不久动手术切除脸上的皮肤癌。他顺路探望海明威。海明威告诉他说，他很担心他体重不断减轻是癌症引起的。他还担心他那本巴黎手稿的书出版后会牵连到法律。有一天，厄内斯特打电话给他的第一个妻子哈德莉。当时哈德莉正同他的丈夫正在阿里卓纳旅游牧场度冬假。在电话里哈德莉听到对方那没精打采的声音大吃一惊。厄内斯特忘记了一九二五年他们在巴黎时所结交的一些作家的名字。哈德莉提到华尔斯和埃瑟摩赫，但当时的具体情况她已想不起来了。厄内斯特问还有谁能知道情况。哈德莉说：西尔维亚彼奇，比尔波德和埃日拉庞德。厄内斯特说，西尔维亚靠不住；庞德或许还可合作；比尔波德同他关系不怎么好。厄内斯特告诉哈德莉波比和他的家人前不久到凯特丘姆看望他。谈话结束了，但海明威当时讲话的音调永远留在哈德莉的脑海里。
玛丽眼看着她丈夫经受的痛苦和悲伤而束手无策。当哈里曼杯车赛在波尔迪山区举行的时候，唐安德森约请海明威夫人同往参观。后来玛丽被说服同意和克拉拉斯比格尔一起去，而海明威留了下来。巴德波迪刚从非洲打猎回来，给厄内斯特带回一些他的儿子帕特里克和儿媳妇亨尼以及他们养女的像片。厄内斯特在写给帕特里克的信中说，他非常高兴看到他们一家的顺利成长。但他也告诉他儿子一些不如意的事。他说，“无论在凯特丘姆还是在芬卡，情况都不好。我身体有毛病，心情不舒畅。写信给你这一会，算是舒服一点。”四月初，玛丽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心神错乱，在睡梦中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楼梯头，一脚踩空，头向下往下面滚。结果头撞破了，脚扭伤了。走路要扶棍子，但表面上仍装出若无其事，高高兴兴的样子。此时春意正浓，灌木丛一片青绿，金翅雀和云雀象闪电从窗前掠过；山坡上的积雪开始融化。可是这种充满着勃勃生肌的自然美景厄内斯特并没有看见，因为他整天笼罩在绝望的气氛之中。
四月里的一天上午十一点，玛丽跛着脚走下楼来。她看见她丈夫正站在枪架附近客厅的一个角落里。身上穿着一件他们称之为“皇帝的龙袍”的意大利浴衣；手里拿着一支猎枪，窗台上放着两颗子弹。玛丽十分温和地同他谈话。她知道赛维尔医生中午会来量他的血压，她唯一的希望是坚持到赛维尔医生到来。她劝她丈夫不要灰心丧气，他仍然大有可为；她赞扬他的勇气，请他想想孩子们。厄内斯特写好了一个条子，但不是写给她的。条子上的字似乎是用手指头写的。他把那条子塞进浴衣里，从此她再也见不到它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玛丽低声地同他谈话。他紧绷着脸不吭声，痴呆呆地凝视着窗外四月天的山林景色或坐在椅子里，手中握着一支枪。好不容易捱过了五十分钟，玛丽才听到路上开来了一辆车子。那车子从房子前面绕过，开到后面客房门停了下来。接着从厨房那边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通过楼梯来到会客厅。来的正是赛维尔医生，玛丽松了一口气象见到天使一般地欢迎他。赛维尔医生轻声细语地同厄内斯特说话，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把枪交给别人。随后，他们先送他到太阳谷医院，让他服了大量的镇定剂。
现在除了再送他去梅耶医疗中心外，没有别的办法了。飞机驾驶员拉里约翰逊已作好准备用一架轻便四座飞机送厄内斯特去罗切斯特。唐安德森和太阳谷医院的一位护士琼妮陪厄内斯特回家拿衣服用品。汽车在厄内斯特家的后门停下，他们走出车来。厄内斯特对他们狐疑地笑了一笑说，唐和琼妮不必跟他进屋，他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用不了多久就可回来。唐低声回答说他们得看护他。厄内斯特径直朝厨房方向走去，他家的女佣正在做饭。他匆忙走下一截阶梯来到客厅，穿过厅堂来到放枪的地方，立即抓起一支枪，装进两颗子弹，然后咔嚓一声把膛机扣上。当厄内斯特正把枪口对准喉咙准备开枪的时候，唐安德森一个箭步跑上前去，一边说，“别这样，爸爸！”他用力想从厄内斯特的手里把枪夺过去。尽管唐安德森个子高大，有手劲，他一时没能把枪夺到手。琼妮后来说，当时厄内斯特满脸杀气，手里死死抓着枪不放。最后，唐安德森终于把枪闩打开，连忙叫琼妮把枪膛里的子弹取出来。厄内斯特被迫坐在沙发椅上，两眼露出凶光，绷紧着脸，一声不吭地坐着。玛丽闻讯走下楼来，象以前那样细声细气地劝他，厄内斯特仍然默默不作声。琼妮立刻打电话把赛维尔医生叫来。接着他们把厄内斯特送回太阳谷医院，让他服用镇静剂卧床休息。
两天之后，即四月二十五日，赛维尔医生和安德森带厄内斯特到海莱，准备在那里坐飞机航行一千一百公里到罗切斯特。离开前，厄内斯特坚持要给玛丽写一张条子。他用一截铅笔，一片纸，摊在机翼上写起来。唐安德森感到厄内斯特花了很长时间，至少有一刻钟。写完后，厄内斯特把条子交给拉里约翰逊的的妻子，请她交给玛丽。随后，厄内斯特和唐安德森坐进飞机后座，拉里和乔治坐在前座。飞机起飞了，愈飞愈高，跨过巍巍群山。这天天气晴和，飞机下面一片黑色熔岩和向东伸展的一望无际的黄色平原。可是厄内斯特看都不看，神情忧郁地坐着，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唐安德森开始谈起一个打野鸭的地方，想借此引起厄内斯特的兴趣。但厄内斯特只咕咕哝哝地说了几句听不清的话，一心一意忙着摆弄他的安全带。近来他体重大大减轻，安全带总是拴不牢。唐安德森看了不禁笑了起来。当然，如果他坐着不动，他的裤子是不会掉下来的。可是厄内斯特坐在座位上总是不安地扭动身子，安德森只好把他自己的安全带给他用。人坐在那狭窄的座位上，要把安全带解出来很不容易。当他把带子交给厄内斯特时，厄内斯特拿出一把折刀把皮带割断，使之适合他腰部的宽度。最后在系腰带时又费了一番周折。飞机在上午的金色阳光里轰隆隆地朝东方飞去，厄内斯特坐在座位上喃喃自语，他觉得他仿佛正飞往中国的上海去。
快到中午的时候，飞机从海莱航行了五百五十公里之后在雷彼得城的飞机场降落加油。飞机在起飞前没有检查磁力机，现在驾驶员把飞机滑行到停机库，调换一个磁力机。厄内斯特走下飞机松一松筋骨。他大步流星地朝飞机场的停机库那边走，唐安德森紧紧地跟在他后面。厄内斯特到处寻找枪枝和子弹，把机库内的屉子和工具箱都翻遍了，口里咕咕哝哝地说，人们一般都把枪枝藏在这些地方。他甚至在停放的汽车仪表板上的小贮藏柜里找。当他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他看到另一架正在机场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