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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人有男女之别；禀赋各异；居住有东西南北之分；衣着、风俗习惯、饮食等均存在天壤之殊；此谓之常。若论变则无奇不有。儿科有儿科常见病；妇科有妇科病患；老年人有老年人证候；这均属常例。变则情况各异；不可拘泥。再者治病求本；本在病机病机是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变化的正常机理；如伤寒因感受风寒及伏邪所致；其发展过程为六经传变；由太阳而传阳明……直至厥阴；此为常；那么变呢？如越传、逆传、直中等；临床应透过假象看本质；以“治病必求于本”为绳墨；用药直达病所；方能得“知常达变”的直谛。疑难病不但病因复杂，病机尤其错综。六淫七情作用于不同体质的病患者身上，便可表现出千奇百态的病状和病理。如气滞、血淤、痰凝、食积、水蓄、饮停、肝郁、络阻、痞结、毒留、不一而足，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化风化火，寒化热化，且牵涉的病变部位十分广泛，大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小至清窍络脉均可波及，拟或心肺同病，肝肾相兼，脾胃失调，脏腑相传，且有的疑难病内脏已病而微，外象尚未显露，再加之误辨误治的影响，情志刺激的波及，这一切繁纷众多的因素作用于患者一身，造成了疑难病病机的复杂性、多变性，辨证中就难以从纷繁的症状中理出头绪。尽管疑难病的临床征象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但邓老教育我们，不要被吓倒，只要医者谨慎地审查各自的病机，分析和掌握病机与病证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归属，就能做到谨守病机，辨证准确，立法精当，治病求本，“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而且要求我们临证要知常达变，随证立法。随证变而灵活易法。决不能墨守成规，而会失治疗疑难病的良机。
四、 固本培元，扶正祛邪，养正徐图
明清以降，一批有识之士，从实践中发现并撷取了“治疗八法”中温法与补法的精粹，从而创造了培元与固本的治法【3】。固本培元，固本与培元义有所分。本，有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元则也应有先天之元及后天之元。而通常先天之元则指肾气，后天之元则多指脾胃之气。吴谦言“后天之气得先天之气则生生而不息；先天之气得后天之气始化化而不穷。”中医对于疑难绝症，在临证实践中，提出“固本培元”的治法，由理论的探索，实践的考验，以至数百年来无数医家的反复应用，共同切磋，从而形成这一难能可贵的共识，这是明清以致近代中国医学史上一大创造与发明。扶正祛邪是中医治则之一。扶正就是用扶助正气的药物或其他疗法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达到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祛邪就是使用攻泻、祛邪的药物或其他疗法以驱除病邪，达到邪去正扶的目的。其中“正”即指正气，是指人体对疾病的抗御能力。其含义相当广泛，既可指体内不断运动着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又可指脏腑的功能活动的能力。精、气、血、津等凡能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健壮的物质均属正气的范畴。“邪”即指邪气，是指导致人体发病的一切致病因素，如外感、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痰饮、瘀血等均属于邪气的范畴。扶正祛邪是中医治疗免疫性疾病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医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由于正邪相争的结果，人所以身体健康是由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所以生病是由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邪气致病，必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下，才能侵扰人体发生疾病，可以说致病的原因虽在于邪，发病的关键却在于正，而且人体在既病之后的发展变化和转归预后，正气的盛衰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邪胜正则病进，正胜邪则病愈，因此对疾病的治疗不外乎改变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扶助正气，驱除邪气，促使疾病向痊愈方向转化，达到治病的目的。正常的免疫反应是在机体正气旺盛，体内阴阳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因此，一但出现免疫功能低下或异常的免疫反应就可用扶正祛邪的方法来调整免疫失调，使机体维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邓老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实质上是邪正交争的过程；疾病的预后转归；取决于邪正双方的消长进退。指出内伤杂病的形成是由脏腑受损；正气虚弱所致。为此邓老对于疑难病，认为疑难病病情复杂；症状多变；难以明辨症结所在之；常以“正虚邪恋”概括机要；以“扶正祛邪”作为治疗***。其在扶正固本中有一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对机体气、血、精、津、液基本物质的调补；扶助正气提高机体抗病力；以治病。而且，邓老认为疑难病，多为病程较长，正虚明显，邪气盘踞，虚不制邪；对于这种情况，邓老认为应该养正徐图。病程迁延的某些疾患；正气偏虚；制邪无力；无论外感病或内伤杂病；都可以采用养正徐图法。《伤寒论》49条曰：“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而愈。”这条提出阳气不足外感而发汗致里虚更甚；当须护正；正气得复；气血充沛；津液自和；便能汗出而愈。清代周学海在《读书随笔·药对证而增剧》中谈到：“朱丹溪治一虚人患痢；先用六君；多服久服；病证日增；略不为动。正气既充；以治痢药一剂迅扫之。”这个病例启示我们先培虚人之本；使病人能承受攻剂之损伤。清代叶天士多次提出“甘守津还”、“甘寒轻剂养之”；实际上就是养正徐图法。邓老认为疑难杂证病程多长，久病致虚，或历经治疗，药物杂投，邪未去而正已损，故疑难病治疗，又常以治虚为本。如冠心病、肺心病、肝硬化、糖尿病等，虽或有痰，或有癖，或为郁，而事实上正气自亏，多属本虚标实之证，故不可治病不见人，一味祛痰、化淤或解郁，忽视人体本身之亏虚，则终至功亏一篑，或功败垂成。此时治疗当固本培元，扶正祛邪，养正徐图，而不可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只有补脾肾以固本，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养正徐图，方为上策。
五、 辨识真假，去伪存真，抓住本质
虚证和实证，有真假疑似之分。真实假虚证，前人亦称为“大实有羸状”，是指疾病本质为实证，反而出现类似虚的病象；真虚假实证，前人称为“至虚有盛候”。是指疾病本质为虚证，但出现类似实的病象。历代医象对其病因与发病论述颇多。《景岳全书·传忠录》云：“虚者宜补； 实者宜泻； 此易知也。 而不知实中复有虚； 虚中复有实； 故每以至虚之病； 反见盛势； 大实之病； 反有羸状； 此不可不辨也。如病起七情； 或饥饱劳倦； 或酒色所伤； 或先天不足； 及其既病； 则每多身热便闭； 戴阳胀满； 虚狂假斑等证； 似为有余之病； 而其因实由不足； 医不察因； 从而泻之； 必枉死矣。 又如外感之邪未除； 而留伏于经络； 食饮之滞不消； 而积聚于脏腑； 或郁结逆气有不可散； 或顽痰瘀血有所留藏； 病久致羸； 似乎不足； 不知病本未除； 还当治本； 若误用补； 必益其病矣。” 邓老教育我们，辨明真假，首先要注意其出现的时机性，因为真假易出现在“极”的关键之时，如寒极、热极时分别出现似热、似寒的假象。大实、至虚时分别出现赢状、盛候等；其次应从四诊合参中，找出关键性指征，如古人多以脉象为根据以识别虚实真假。诚如张景岳说：召虚实之要，莫逃乎脉。如脉之真有力、真有神者，方是真实证；似有力、似有神者，便是假实证。”此外，脉与症不相应的情况下，也要辨明真假，或舍症从脉，或舍脉从症。邓老认为疑难病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病情危重的阶段，可以出现一些与疾病本质相反的假象，甚至掩盖病情的真象，这叫证候真假。所谓“真”，是指疾病的内在本质，所谓“假”，是指疾病表现的某些假象。对于证候的真假。必须认真辨别，才能去伪存真，抓住疾病的本质，当机立断，作出正确的处理。
六、 宏观辨证，微观辨证，相得益彰
微观辨证，就是在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从而为辨证微观化奠定基础。简言之，是运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微观辨证已日益成为中医辨证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学术理论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邓老亦很重视微观辨证，而且认为对疑难病辨证颇有帮助。有些疑难病证用宏观辨证施治；得不到满意的疗效；应进行微观辨证。究其原因是这类疾病一部分浅表病情已表现；另一部分深层病情尚未出现；后者多有实质性病理变化；处于主导地位；不治后者；前者无法解决；宏观辨证无效。如肿瘤病变；仅以表象辨证未经实验室检查；只会延误病情。千百年来，中医学一直运用辨证沦治这一宏观的辨证体系。然而，囿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这种传统的“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诊疗法是不够全面的人体感官的直接观察毕竟有其限度，对于许多并无症状和体征的疾病。单纯靠四诊粗略的宏观辨证显然是不行的。现代科技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检测手段，对于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微观各个层次，可以借助于先进仪器观察。中医可以此弥补宏观观察的不足，再以此为基础进行辨证施治，则可望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尚无明显宏观体征的患者。 因为临床上，疾病是复杂多变的，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周次清教授认为“疾病过程是复杂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无症状、无体征，不等于无病变”。只有微观辨证羽翼宏观辨证，中医学的辫证论治理论会更完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个可侵犯全身各个系统的疾病，由于侵犯系统不同而临床表现千差万别。属于疑难病之一。在中医辨证论治的过程中，仅靠四诊宏观的辨证资料，没有微观数据和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