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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交易规则没人说的清，股指在此期间涨了十多倍，而且夹杂大量一级半市场机遇，投机者可钻的空子极多。这个阶段，称为“牛市”并不合理，更好的形容是“混沌市”。
第二阶段从1997年8月16日起，到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攀升到2245点为止。这是中国人经历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牛市，股指攀升一倍，而且有结结实实的主流行情演绎。可惜这第一个牛市事后被证明是个“虚假牛市”，竟然是靠大量地吹牛造假积累起来的。这个牛市里，市场各方力量的博弈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资本市场的阴暗面也集体曝光。它的结果是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负面情绪集中爆发，从而催生了长达近5年的集中治理。
第三阶段从2001年6月14日开始，到2005年4月29日，上证指数收盘于1159点。我们之所以不把时间节点放在更后面的同年6月6日的“998点”，是因为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实际上就宣告完成了第三阶段的集中治理期。各项针对股市参与者们――券商、基金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者――的规范治理和教育工作基本完成了。制度既然建立，后面微幅的惯性下滑何足道哉！这个阶段，称为“熊市”也可以，不过更合其题中之意的称呼可能是“规范市”。
第四阶段当然就是从2005年4月29日到现在了。这一轮诞生于制度全面改革、投资者力量空前壮大、上市公司数量质量飞跃式增长的“牛市”。这也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真正的一轮牛市。
在本书中，第一、二、四阶段，都会有具体章节描述。先来看看第一个“混沌市”的面貌。
1983年，中国深圳出现了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次年，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在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了思想风暴。
1984年7月20日，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国有了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1月，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飞乐音响股份公司成立，从此新中国有了“股票”。1986年的11月，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林来中国访问，邓小平亲手送了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给他。
1987年5月，深圳也有了股票，那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深发展”。同年，深圳又抢了个先，9月27日，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浦江饭店敲响上证所开业的第一声锣。上市交易的仅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为数极少的股票。
于是，好戏开场了。
＇22＇黑白
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建立的王波明后来回忆说，第一个交易所在深圳是市场自下而上推动的，也是符合特区建设方针的，但本来没想过把另一个交易所放在上海而是想放在北京的。理由是证交所理所当然应该在金融中心，而当时全国性银行的总行都在北京，交易所当然也首先想到北京。
但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正在搞开发浦东的工作。要开发浦东，中央说钱是没有的，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8000亿，对于自解放后内存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这时，有人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搞个股票交易所就可以筹集来资金。
这个插曲很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初期的混沌状态，远期规划基本是没有的，制度建设和人事安排也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而且可以看出当时给股市定的性――没钱要搞钱就向股市伸手――这个特性，在未来也一直贯穿了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
在上交所成立5年前，就有了“飞乐音响”等股票的存在，而且一直在交易，那时的交易情况是怎样的呢？答案就是近乎黑市交易的柜台交易。
80年代后期，在上海西康路、南阳路路口的西康路101号开办了一家证券营业部，全称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交易部。这个营业部不大，但在上海滩名震一时。因为那几乎是投机者的圣地。
据上海老牌的股评家应建中先生的回忆，他当年到“西康路101号”买卖股票必须带好图章，股票的背面有出让方和受让方一栏，买卖双方盖了章才算成交。拿了股票的一方还有一个“息折卡”，上面记载每年领红利的情况。但当时股票的买卖量并不占大头，人们主要热衷的就是国债交易。
由于当时国债买卖渠道不通，而市场又有很强的流通欲望，私下交易形成了规模就变成了黑市。应建中曾经跟一个外号“老宁波”的国债二道贩子交易，此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穿着一件大衣。有一天到他手里去买点国债，走进一个公寓楼的楼梯下，打开大衣，里面是一个缝制得整整齐齐的流动“橱柜”，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在一个个口袋中装着不同年份和不同面值的国债。据估计，该二道贩子至少用上百万的资金才能自己垫付这么多钱买进国债来贩卖。此时刚刚1988年！
不要以为仅仅是“老宁波”之流在参与这种灰色的黑市买卖。 今天股市有两个名人，一是著名大散户、曾经被央视列入改革开放20周年10位代表人物之一的“杨百万”，另一位是堪称中国券商之父后来锒铛入狱的管金生，都是国债交易的大户。
在中国早期股市，管金生名声之大无出其右。他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山村的贫寒之家，198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归国后，在很长时间里无所事事，被派到上海党校的一个“振兴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1988年，上海组建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41岁的管金生自告奋勇担当管理者，得到市领导认可，便出任这家拥有3500万元股本金的证券公司总经理，开始了一段大喜大悲的资本市场生涯。
万国创办，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国库券。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国务院为此专门组建了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国务院秘书长出任主任，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宣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一起参与，阵容空前强大。
即便这样，推销国库券还是每年的头痛事——对那时的基层官员来说，天下有两大“难事”，一是搞计划生育，二是推销国库券。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
其实，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货币流动性不足的窘境。国库券既然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到期还本付息，总是有固定收益的，但是对一些较贫困的地方来说，“县委书记家里也没有余粮啊”，所以强行摊派了国库券后自然想赶紧出手换了现金，哪怕是打折也行。
此时，包括“杨百万”等二道贩子们就开始了“钱生钱”的运动。据他自己对媒体讲，当时坐一天一夜火车到安徽农村，以85折的价格买进国库券，再坐火车回上海9折左右卖掉，用钱赚钱！觉得自己到了天堂。跑得更偏远一些，甚至可以打六折乃至五折买到国库券。当时赚钱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本钱有多少，第二是两地间的交通运输速度如何。
到1988年3月，由于转让国库券的要求太过强烈，财政部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汉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月又开放了54个城市。
据著名的证券业历史研究人士张志雄先生的《中国股市十七年》记载，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10多个人，管金生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采购，一出手就吃进200万元的国库券，这些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奔上海。可是汽车装不完所有袋子，剩下两个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有让安检人员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他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3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
“杨百万”则在他的自述《做个百万富翁》中，讲到过他与管金生联手炒作国库券的一个细节：1989年元旦刚过，管金生告诉杨，他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串门，看到处长张宁桌子上压着一份文件，内容是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不久后上市。如果谁知道这个消息，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于是，杨百万成了万国证券的授权代表，拿了一台万国的点钞机，在上海海宁路自己的办公室内大张旗鼓地收购，短短时间内竟买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1988年的国库券。管、杨的狂收行动引起了金管处的注意，张宁在某日赶到万国突击检查，管金生想出了个绝招，把所有的国库券从地下室的金库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张宁来检查，一无所获而归，万国证券躲过一劫。数月后，1988年国库券上市，价格为104元，管金生的万国证券和杨完成了惊险而丰厚的原始积累。
杨百万日后频频吹嘘自己炒股技术如何厉害，其实事实证明他从国库券狂潮发了一笔后再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