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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邸�
杨百万日后频频吹嘘自己炒股技术如何厉害，其实事实证明他从国库券狂潮发了一笔后再没有什么建树，他“教导”自己“粉丝”的不过是些如何跟庄之类的不值一提玩意儿，这种思维模式贯穿了他的投资生涯，潜意识里永远打下了当年靠内幕信息发国库券财的烙印。
黑白之间，尤其是由黑转白的一瞬间，总是充满暴利的。
＇23＇眩晕
“白市”上也有暴利，那就是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转换的一瞬间，广为人知的当然就是“认购证”狂潮了。
话说1990年的深圳股市是很红火的，5、6月间深圳一共5个股票，最少的深发展涨了100％，最多的万科涨了380％。但是到年底政府开始“调控”，当时的措施可比“印花税”之流强力多了，规定每天股票涨停是1％，跌停是5％，那不是等于告诉股民：股票只准跌不准涨吗？于是12月份爆发了大跌。
1991年7月30日，深发展股票拆细，按照拆分前的价格每股295元，一股拆成十股后每股的合理价格当然就是29。5元，然而，8月17日深发展复牌，开盘价格居然是10元，跌掉了60％多！深圳市场几乎崩盘，有舆论开始惊呼：股市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救了股市的又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期间，他说了一段对中国证券市场犹如救命符般的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深圳地方政府积极救市，一方面筹集2亿元托市资金天天拉深发展股票，力保股价不低于14块，另一方面取消了涨跌停限制。
这以后，深圳和上海的股指就像海南的地产一样，立马飚升。1992年5月21日，上证指数创下了直到今天也没能打破的涨幅记录，前一天的收盘价还仅仅是616点，当天居然开盘就是1260点，高开了105％！盘中最高1334点，最低仅604点，振幅是前一天的119％！
几乎所有的股票一天之内股价翻倍，论财富效应，还有比这更强烈的吗？在这种大好局面下，上海和深圳都决定，要多上一点股票扩大市场。于是一个以前没考虑清楚但又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问题出现了，“原始股”该怎么认购。
此时，深圳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几乎导致了深圳交易所的生存再次陷入困境。1992年8月7日，深圳发布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发售公告》，规定深圳将向社会发行5亿元新股，在8月9日和10日两天，集中发行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表100元人民币，每一个购表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10张表。中签者可买1000股股票。
这就是第一版的“认购证”。
我们不妨简单算一下收益情况。假定一个人花1000元买10张表，10％中签率，就可以保证中1000股股票，上市首日只要股价高开1块钱，就保本了。而当时的股价普遍在百元以上，尤其是刚刚经历了火爆的初夏，人气正处于鼎沸状态，人们普遍的预期是新股上市至少涨个50元，1000股就可以赚49000元！在1992年，大部分人工资不过百元出头，花1000元成本可以赚近5万元，能不令人疯狂吗？
多年后，有人分析说，当初深圳市政府等部门出台这样的新股认购办法并不是没有核算过。深圳当时的常驻人口（包括了各类务工人员）最大的估计不会超过150万人，因为一个人可以拿10张身份证购买，所以满打满算不会超过20万人来排队买表格；即使算上部分外地赶来的人，一则时间紧，只有两天可以花在路上，二则深圳是特区，进出还要看通行证，最多能赶来5万人。按照深圳的人力物力完全可以控制。
显然，初入资本市场的国家干部们呛了口水，他们把这个市场等同于集贸市场了，全然不知道暴利可以驱使人们干出不可思议的壮举。
从8月7日当天消息播发后，不到一小时，全城所有的证券营业所，个个门前人山人海。人们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却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张纸。它由每个队伍前面的“带头大哥”发下来，依次传到每人手中，一一签上姓名和自己的队伍编号。按照规定，“龙头”每隔两小时点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号，闻者立即答“到”，无论昼夜，不得间断，倘若两声之后没有“到”的回应，“龙头”当即将该号码连同人名一并划去。
正在交易的股票市场一下冷落了，股指下挫，因为人们都没心思炒股了。但很多其他行业却立刻火爆了。
首先受益的进入深圳的运输业，车船票一抢而空，票价都是黑市价：平均涨价4倍以上。
其次是邮政业，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一个邮局工作人员在拎一袋重量为18公斤的包裹时破裂了，里面东西掉出来，全部是身份证！一点算，有2800张之多。这样的包裹，每个邮局里一天都至少有几十个。
还有就是“带路业”，当年潘石屹进深圳花50块钱钻了洞，要是他这会儿来就进不去了，因为平均价格是200元一钻。
据统计，有约50万人从各地涌入深圳，算上本地人，至少有百万人参与了认购行动。尽管后来增加一些临时认购证发行点，但按各个营业厅的面积总和除以人头计算，每个排队者仅有大约0。2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要坚持两天！
8月8日中午，街头群众已经急了，“带头大哥”们也难以维持住秩序了。因为插队者也组织起来，瞄着前面的位置发起攻击。队伍外面的人们掐指一算，一共才卖五百万张表啊！这意味着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于是全都加入了冲击者的行列。排队的人严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着自己的财产和生命。绳子早就丢了，即使没丢也没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身体了。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不分老幼男女，没有羞涩，几十万人抱在一起。很多人已经二十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大小便也不敢去，因为一离开位置就没了。
2007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为《复兴之路》的大型纪实片，其中有一集还放了深圳“8。10认购证风波”的画面。男男女女们在烈日下硬抗的镜头依然震撼。
新中国老百姓首次出现群体性的财富眩晕症。
可是，8月9日一清早，老百姓们就开始失望了。很多营业点才发售了两个小时就“脱销”了，最严重的一个营业部，仅仅卖了30多人就宣布卖完了。与此同时，人数众多的“黄牛”每人手里握着上百张表格出现了，每张表格要价800元。
愤怒的人群不干了，纷纷与治安人员发生冲突，甚至围住深圳市政府要个说法。根据后来的清查，大量的认购证被网点内部工作人员、押运员、政府内部人员乃至保安、警察等私分，反正钱和身份证他们也都有。此事涉及金融系统工作人员就高达4000多人。后来深圳市政府临时增发了500万张认购证表格，才算略微平息了民愤。
尽管由于增发表格导致中签率下降，但由于后来股市火爆上市的股票远多于原先设想的数量，所以那些无论从黑道还是白道搞到认购证的人还是发了大财。日后资本市场上有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都从这个事件中攫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一个是“天下第一庄”新疆德隆的老大唐万新，据说此人在“8。10”期间以每天50元的代价雇用了5000个新疆人杀奔深圳，人手一条小板凳，捞出了上亿的利润；另一个是“天下第二庄”中科创系的始作俑者之一、外号“朱大户”的朱焕良，此人勾结了大量证券营业部内部人员提前买走了认购证，也赚了上亿利润。若无此际遇，恐怕中国资本市场可免一场腥风血雨。
“8。10”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是深圳市政府和交易所。它迫使当时的深圳市主要领导们向公众道歉，并且差点导致深圳股票交易市场关门歇业。后来虽然被保下来，从此却一蹶不振很多年，上海证交所遂成为领先者。
事件的另一个意义是让主政者打起精神注视这个新生的资本市场了。认识到这个市场绝不是简单地让几个企业融点资，让几十上百万股民玩玩财富游戏的地方，它可以直接影响稳定和团结。当时市场仅仅有十几个股票，总市值不超过100亿元，人们显然不会想到2007年的中国股市总市值会超过20万亿元，仅仅一级市场里“摇新股”的钱就高达3万亿元。可是1992年4月，上海已经有一个股民自杀，加上深圳“8。10”事件，颇让执政者感到揪心了。
中央政府重视的结果是：国务院紧急开会，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督机构――中国证监会，它的上级领导是国务院证券委，主任是朱镕基副总理，副主任刘鸿儒兼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刘鸿儒有句名言：股票价格猛涨，上边有意见；股票价格猛跌，下边有意见；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可见此“主席”不好当。
非但不好当，确切讲当时的证监会是被“架空”的，两个交易所权限极大，而且不归证监会管辖而归地方政府管辖。这种结构导致日后仍祸乱频起。
此是后话。
“认购证”传奇不止在深圳上演，在上海也演过一出，不同的是，深圳演的是闹剧，上海演的则是喜剧。
按严格意义上说，上海发行“认购证”还早于深圳。那是1991年，为了发行新股“兴业房产”，上海在比较偏远的江湾体育场设点卖认购证，结果也有大量人去排队两天两夜，秩序一塌糊涂。所幸发行过程中没有出现深圳“8。10”那样的舞弊事件，体育场场地开阔比较容易疏散，没有酿成太大不良影响。
此时，上海也要发行1992年全年度计划内的股票了，怎么认购成了难题，深圳事件的教训太深刻了。
结果，当时主管市场的人民银行想出了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好主意：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