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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上海也要发行1992年全年度计划内的股票了，怎么认购成了难题，深圳事件的教训太深刻了。
结果，当时主管市场的人民银行想出了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好主意：无限量发行股票认购证，每份30元，然后每发一次新股就象开彩票一样地摇号，当时承诺的是在1992年内分4次摇号，共发行10多个股票。更绝的是，所有发认购证的收入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
1992年股票认购证设计得极为漂亮，封面是烫金印刷，内芯是四种不同颜色的碳写复印纸，这是当时最新的印刷技术，在封底上印着大字“股市有风险涉市须谨慎”，发行期10天。
想出此招的人肯定很得意，无限量发行，收入捐献，既避免了老百姓说政府“圈钱”，又避免了发生任何抢购行为，而且最后能不能兑现成股票认购权利全凭天意，怨不得谁。
然而，这个办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假如大家觉得中奖希望渺茫，加上当时收入有限，居然发不出去认购证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真的发生了，上海本地的报纸上有人预测，按照估计的发行量计算，至少买100份连号的认购证才能保证中一张，也就是可以买1000股股票，换句话说，3000块钱才有一搏的机会。这下吓退了很多人，包括“杨百万”也敬而远之。
人民银行的领导这下急了，因为前5天卖出去的认购证数量极为有限，照这个速度发展可能当年度的股票都发不完。于是给员工们下了指标，每推销一份奖励3毛钱，有的银行网点就找关系好的国有企业财务科摊派……后来，上海有不少国企的财务科职员或者银行的基层办事员因为上百张认购证发了财，都是源于当初眼泪汪汪的摊派。
这时，中国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一帮精明而实干的上海投机者，他们的行为堪称早期股市的一次经典行动。据各种资料记载，此时出现了一个专门研究认购证发行量与中签率的组织。他们的办法也很原始，就是抽样蹲点调查――20多人联合起来，在那10天里每天白天分头蹲守在各种规模的样本银行门口，一一统计卖出了多少份认购证，然后晚上集合统计数据画表格……到第九天，他们测算出来的发行量是200万份，于是判断中签率极高，买进肯定赚大钱的结果。据说后来的第一份中国福布斯富豪之一，生产保龄球设备的上海中路的老板陈荣就是其中一分子。
这群人的统计能力显然极强，因为根据事后公布的官方数据，10天里共发行了207万份，扣除印刷和销售成本，约6000万元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社会福利机构。用这种蹲点＋铅笔画表格的办法，他们的准确率居然高达96％以上，令人钦佩。
但即使是他们也看不到的是，后来居然发了“这么大的财”。因为原来讲好认购证只能摇号10个股票，结果真实的结果是由于“南巡”春风，上海那年发了近50个股票，中签率居然高达50％！于是，每100份一本的认购证从成本价3000元，一夜变为黑市价30万元。即使这样，30万元买下的人仍有暴利可赚，因为按照那时候的新股上市首日收益情况，运气稍好的人可以赚50万元以上，扣除30万元成本，仍有67％的利润。
3000元的投入换得50万元的收成，有大约166倍的收益，期限为一年。这种暴利买卖，恐怕全世界范围内也极端罕见了。
深圳和上海的两次认购证事件，都是历史上的一次偶然，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然而他们几乎也是必然，初生的资本市场萌芽充满着冒险和亢进，总是能缔造出种种奇迹。但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亮点是发生在上海的“民间调查队”事件，通过实证调研计算取得价值发现的成果，他们的行为其实正体现了成熟资本市场的精髓。
＇24＇恶斗
早期资本市场的轰鸣在1995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它不仅造就人，还能毁灭人。参与其中的投资者们后来的际遇迥异，其中的分际就在于是否被这种暴利冲昏了头脑迷住了眼睛，对这种逝去不可追的轰鸣声念念不忘。
本来可以成为中国证券业教父级人物的管金生，就是被迷茫了心眼的人。
1988年，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人民币，万国证券开张。管任总经理。管金生在国外见识过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故在万国创立之初就坚持了两点：第一，公司实行股份制，且各大股东股权比例相差无几，这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化的证券公司，从一开始就实行董事会决议总经理管理的现代制度；第二，坚持与银行脱离，即不靠银行内资金供给，也不看银行脸色行事，完全按市场规律操作――这种“甩掉婆婆”的做法在1988年堪称惊世骇俗。
此前仅有的两家证券公司都隶属银行管辖，南方证券归工商银行，海通证券归交通银行。从这种意义上说，管金生对中国证券业有开创性的贡献。
据管金生当时的秘书后来回忆说，在上交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一手操办；沪深两市的异地交易首先由万国开通；它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实施无纸化交易；B股也是万国策划的。说管是“教父”，老证券人恐怕没几个会反对。
1992年年底，在国库券行情中发了大财的万国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完成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1994年的时候，万国已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并且开始筹备美国分公司。管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美林”。
1994年，万国出事前的一年，其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堪称当之无愧的老大，全国交易量前十名的证券营业部中，一半以上都是万国的，甚至一度持有中国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和几乎全部的B股。
可是，管金生只看到了“美国美林”在开疆拓土时的辉煌，却没有看到其严控风险的另一面，不断地成功导致他不断地冒进，终于栽在了他成功的原点――国债交易上，不同的是，这次的交易对象是国债期货。
国债期货市场是1993年底由上交所提出并经财政部、人民银行批准而设立的试点，最主要的目的是刺激国债市场，使国债能顺利地发出去。
闹出大乱子的国债期货交易品种叫“327国债”品种是对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代称。由于其于1995年6月即将交收，现货保值贴补率明显低于银行利率，故一向是颇为活跃的炒作题材。1995年2月，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以148元的面值兑付327国债，而不是132元（也就是说，不是按照票面的利率兑付，而是加上了16块钱的保值贴补）。
但一向逆向思维的管金生不这样看，偏要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当然，管金生有自己的分析：当时国家财政力量极其空虚，不太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补贴“327”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而且当时通胀局势已经得到初步控制，保值贴补制度本身都可能快取消了，为什么还要贴补给国债？于是管金生出手，联合另一家机构辽国发等在“327”国债期货和约上作空。
“期货”的特点是“合约制”，也就是说，有人做空就必然有相应的对手在做多，这次，管金生遇到了劲敌，它就是“中经开”。
“中经开”，全称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前身为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1992年1月改为现名。它成立于1988年4月26日，原隶属于财政部，后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这种背景，焉会惧怕你地方土豪万国？
最关键的一点是，“中经开”后来自己也承认，它当时敢于大举做多，是得到了来源于财政部的内幕消息，“327”肯定会得到保值贴补。
1995年2月23日，传言得到证实，财政部确实要对“327”国债进行贴息，此时的管金生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重仓持有空单。据说，当时管金生曾经要求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为万国证券的持仓多开敞口，但遭到尉文渊的拒绝。而尉文渊并不知道的是，管金生此时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超过规定持仓量很多。
更雪上加霜的是，当中经开一路逼空上来是，原来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平仓并反手做多，万国立刻被这出“无间道”搞上了绝路。
为什么说是“绝路”？这是因为当时两方的仓位其实都严重违规了。按照道理，期货的持仓量不能超过现货，也就是说，国家如果发行了3亿份的面值100元的国债，你无论做多做空都只能做300亿，因为一旦期货合约到期变现货，就得拿得出这么多国债来交割才行。实际上做300亿都不行，因为很多国债都在小老百姓手里，在偏远农村，你不可能都去收来交割的。
可是当时两方为了逼死对方，都仗着自己资金大，融资能力强，而且能搞定交易所睁只眼闭只眼（这是最关键的原因），拼命建仓，光辽国发的仓位就超过了“327”的总量，所以当它一平仓，万国就死定了，无论如何不可能按时交割了。
管金生怎敢等死，于是，在当天下午临收盘前8分钟，调集所有资金大量抛空“327”，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卖单让市场目瞪口呆。因为按照上交所的规定，国债期货交易1口为2万元面值的国债，730万口的卖单为1460亿元，而当时“327”国债总共有240亿元，超了5倍。据说，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证券共抛空“327”国债1056万口，共计2112亿元的国债，几乎是国债总量的10倍！世界期货史上都难见此“盛景”。
“327”国债期货收盘时价格被打到147。40元。以中经开为首的多头全线爆仓，万国证券由巨额亏损转为巨额盈利。
收盘以后，事件各方当然不会就此罢休，要求上交所立刻展开调查。结果发现万国当天抛空的“327国债”，根本没有保证金，完全是空对空交易。这是当然的，因为当时的国债期货保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