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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家，对人很好，有很多管理思路。我性格外向，销售是我的长项。”
果然，老大和老三一起开发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孵技术，又培育出产蛋率高达80％的良种鹌鹑，还配制出系列饲料，开足马力育种、孵雏、卖饲料，全力供应所有对鹌鹑感兴趣的地方，掘到了第一桶金。
此时，仅仅在四川新津一地，就起来了数十万户养鹌鹑的农民，一场“价格战”在所难免。然而，刘家兄弟作出了一个英明的决断：改卖鹌鹑蛋为卖鹌鹑饲料及其他养殖设备。他们正式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希望”饲料厂。
这是决定性的一次转变，刘永行曾这样说：“我们如果一直呆在机关，现在可能是科级干部，如果一直养鹌鹑，可能是衣食无忧的小老板，如果不做猪饲料，可能是几个中等规模工厂的中老板。”
“希望”牌猪饲料的确是改变了他们命运的东西。当时，整个四川仅有一家国营企业做这个产品，还是“计划供应”的，也就是说，普通农民根本不可能买到。而这个市场上最厉害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而是泰国正大集团。刘家兄弟试图生产类似正大的猪饲料，却发现核心的原材料氨基酸等国内没有，进口产品成本很高，于是他们决定自己搞研究，最终找到了很有中国特色的替代品――蚕蛹，一举克服了难关。
“希望”的饲料不仅质量好，还善于营销。如刘永好所说，他是营销的行家，他带人四处张贴墙头广告：“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简洁上口，几乎四川所有的养猪户都会背。有人觉得墙头乱贴广告不雅，他就设计了一种上面是门神图案，下面是希望牌饲料广告的油印广告散发，结果农村很多人抢着要回家贴上。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到了1987年，他们不仅净赚了1000多万元利润，还获得国家星火科技成果二等奖！
1999、2000年，刘永行及其兄弟连续两年被《福布斯》评为中国大陆最成功商人排行榜第二名。2001年被《福布斯》排行榜排名第一。按照当时的估算，他们拥有超过40亿元的财富，现在则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了。因为仅仅他们在民生银行上投资的股权，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便远超200亿元。而希望集团兄弟分拆后，不仅仍然把持饲料行业，还进军金融、氧化铝、能源等规模更大的行业，且均有不俗的战绩。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初刘家兄弟被县里的审批程序卡住，没能做成电子产品工厂，很可能是一件天大的幸事。他们的创业过程和鲁冠球有一点是共通的，也是大部分成功的乡镇企业所共通的，那就是从切合农村需求的产品起步，从养殖、农机开始，逐渐向城市工业、重工业过渡；换句话说，就是从价值链的下游逐步向上游走。
刚刚开放的农村，尽管经济条件差，不可能赚取很高的利润，但是那是一个完全空白的市场，国营企业高高在上，完全不理会农民的需求，也不会去参与那里的竞争。但农民的需求其实很大，尤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旺盛超乎想像。这种低端市场，容易切入，而且因为人口基数大，微小的利润率经过人口乘数放大就不得了。事实上，日后做大了的刘永行刘永好也始终不放弃别人看似“低端”或者“夕阳”的产业，刘永行有句名言：“我们希望集团能有今天的成就，就是向外资企业学一点，向国营企业学一点，向个体户学一点，我们自己再创造一点。”
这句话，用在“万向”身上其实也很贴切，中国的乡镇企业们，就是这样一种综合体，身处“低位”却志存高远，坚韧不拔，目光锐利。
＇10＇衰减
乡镇企业至今仍然是我国各经济成分中比较活跃的一块，并没有个体户经济般有个明显的衰减过程，然而，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深深地困扰着乡镇企业的研究者们。
首先，是乡镇企业的“乡镇优势”不再明显。
2002年的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绝大部分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在农村的比例只有12。4％。这表明私营企业空间布局呈“逐步进军城镇”之态势。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表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从家庭劳动、小生产走向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中，形成了建立在资本生产基础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发展、资本趋于集中和社会生产力的集聚发展。
在这个趋势中，即使还挂着“乡镇企业”牌子的很多企业，它们实际上都是开在城里的。还有很多做大了的乡镇企业选择更大的舞台去发展，比如刘永行现在的公司总部，是上海浦东。
当然，对企业来说，追求更宽广的表演舞台无可厚非，而且这种进取心值得赞扬，可是，这种现象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它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1978年到1984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6。16％，而同期城镇居民是7。93％，即便1985年到1988年徘徊期间，农民收入每年也增长5％，同期城镇居民是4。4％。也就是说，在那个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民的收入增长是高于城镇居民的，1985年到198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突破一千万人。
然而，从1997年到2004年，农民连续七年的超低速增长，平均增幅徘徊在2％左右，很多地区甚至是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24比1，在我国GDP同期连续以10％左右的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出现值得深思。
根据学者林毅夫等人的研究，1990年代，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减少到400万，1990年代后半期，尤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甚至出现了负数，1997年之后的三年，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回流。后来，情况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到2003年为止，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还没有超过1997年的水平。
林毅夫认为，乡镇企业的品牌建设和研发水平始终徘徊在较为粗糙的阶段，是导致90年代后期开始的衰退的重要原因。在1990年代有一个经验——“无粮则不稳、无工则不富”，后者主要指乡镇企业的发展。原来的乡镇企业投资非常少，技术也简单，产品质量也不怎么样，但发展非常好，是因为当时工业产品比较短缺，产品很容易卖出去。1997年底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以后，市场竞争加剧，乡镇企业没有办法跟1992年以后发展起来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进行竞争。很多乡镇企业破产，不少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司长李炳坤认为：乡镇企业应当解决好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调整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加快技术进步这三个问题。重点要放在集体企业的改造上，进一步理顺和明晰产权关系，使集体所有从抽象的共有到实实在在的拥有。
这个观点在很多发展得一马平川的乡镇企业的身上得到了极佳的印证，比如鲁冠球和万向集团，如果始终没有明晰他们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很难想象这个企业会迅猛发展。
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提出，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其中的重要战略就是“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
尤其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农村中小企业对增加农民就业作用明显，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进入。”
客观地说，乡镇企业现在的发展机遇仍在，虽然暴利式的机会可能比较稀缺了，但是乡土资源、劳动力数量优势仍在，而且国家的政策也鼓励私营产权关系的企业在乡镇层面上的各个领域里发展。对有志于创业的人来说，“到农村去”仍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道路。
但是，另一个困扰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那就是环保问题。
2006年9月的第五届世界水大会“农村污水处理国际研讨会”上，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据了解，我国目前共有60多万个行政村、250多万个自然村，居住着两亿多农户、近8亿人。对城市居民来说最普通不过的自来水，在农村却仍然是稀缺产品。根据建设部提供的数据，全国村镇自来水收益人口比例有了显著提升，但到2005年止，也仅为52。2％，其中拥有自来水的村庄比例仅为24。8％．
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安全存在隐患。目前全国共有3。2亿人用水不安全，不少地区的农民饮用高氟水、高砷水和苦咸水，北方部分地区水源性缺水和东部部分发达地区水质性缺水现象并存。农村污水普遍缺乏有效治理。调查显示，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
这样的环境危机在2007年更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验证。在当年春夏两季，陆续有太湖、淮河、珠江等流域爆发灾害性的水质污染事件，甚至造成城市大面积停水的严重后果。事后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水污染灾害几乎全不是源于河流、湖泊沿线密布的大小工厂、作坊，其中，规模较小而毫无环保措施直接排污的乡镇企业占了大头。
乡镇企业的发家史，和中国盛行多年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思路有极强的联动关系，在这种发展思路被批为落后甚至淘汰时，乡镇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的发展方向就值得深思了。
＇11＇引子
在近30年的中国经济史中，最惹老百姓反感的一个词汇大概非“官倒”莫属。
大家已经渐渐接受了“投机倒把”，天下的生意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原材料开采加工和投机倒把，甭管名字多难听，说的就是一个事儿。可是“官倒”就不同了，它的利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