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家已经渐渐接受了“投机倒把”，天下的生意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原材料开采加工和投机倒把，甭管名字多难听，说的就是一个事儿。可是“官倒”就不同了，它的利润特别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轻易积聚亿万家财；最关键的是，“官倒”靠的不是勤奋和智慧，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演化出来的权力寻租方式。
这个特殊的经济制度就是中国1984年前后开始实施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的实质就是：生产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之间相差悬殊。这种价格差普遍存在于钢材、能源、石化等生产资料领域，也出现在外汇等金融领域。能不能买到“计划内”的物资，取决于一个企业或者个人有没有“条子”，无论是国营企业用不完剩余的条子，还是特殊关系批的条子，只要拿到一笔，转手卖给亟需物资的单位，立刻能赚上百万千万的。
谁最有能力搞到“条子”呢？当然是“官”，还有“高干子弟”。
因为官倒民愤特大的原因，价格双轨制历来也被作为不合理制度的典型。然而，也有学者为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实行的特殊制度鸣冤，称其对改革功不可没。我们今天回看这段历史，也许依然无法定论千秋功罪，不过，换个思路看问题，却也能从中着实学到不少价值发现的规律。
对近三十年中国企业史极有研究的吴晓波先生认为，价格双轨制的出现跟中央当时的货币政策有关。在1984年10月计划1985年信贷规模时，国务院公布以当年年底数字为下一年的借款基数。于是，各专业银行为争信贷基数而突击放款，结果国家信贷基金猛增，银行日夜印钞票，后来宣布多印了80亿元，要知道，在1983年，全国的货币投放总量才只有90。66亿元。为了保护在争夺生产资料的主动性和能力弱很多的国营企业，于是，国务院的智囊们便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价格双轨制”的办法来。
1985年初，国家宣布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宣告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经济日报》曾报道这样一个实例：国营的内蒙古赤峰金属材料公司从一家铝锌矿以每吨3714元的计划内价格购得500吨铝锭，然后以每吨6500元的价格就地倒卖给广东公司，后者再将之倒卖三次，价格提高到每吨7000元，最后仍由金属材料公司买回，调拨给国营的赤峰电线厂。铝锭原地不动，从中倒腾的倒爷们赚个了大饱，国营的矿厂、金属材料公司和电线厂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买单人。”――《中国企业史》吴晓波著。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焉能不催生出大批瞬间暴富的人物？
很多研究者都有这样的共识，现在活跃在经济舞台上而又讲不清“第一桶金”来源的超级富豪们，多半都有在双轨制时期原始积累的经历。只不过那时的经历比较灰色，“原罪”色彩极浓，所以很少有人承认有这回事而已。
＇12＇难易
2006年的《福布斯》榜上，排第14名的是新加坡仁恒集团的主席钟声坚，才48岁的他有86。31亿元的身价。他的发家史，令人啼笑皆非。
钟声坚是广东陆丰人。早年是老家一个镇的供销社职工，负责该供销社的烟草的业务往来。有次，他去红塔烟厂提货，回来后才发现该厂的仓管给多了十几箱香烟，价值2万多，在80年代初，无疑是发了一大笔横财。但是他没自己留下来，第一时间通知了该厂的仓管，并询问相关领导是要寄还烟还是卖了还钱。领导说卖了还钱方便点，如果方便的话干脆用多出的烟款帮他们买点海货运过去做员工的福利。钟声坚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在短期内买好海货亲自押着送回红塔烟厂。烟厂的领导很受感动，建议其自己开个公司跟烟厂做生意，有意照顾这个诚实热心的年轻人。
那个年代，谁能够和香烟这类紧俏物资的厂家搭上关系，能从那里拿到平价货，出门就能高价卖掉，无疑是走上了致富之路。
没多久，钟声坚得知，红塔烟厂需要买几部进口的小车，正好广东陆丰是能“搞到”这种进口车的地方。他知道购车的渠道，但是没那么多的资金，不过还是一口包揽了下来。没资金就通过关系以公司的名义以购烟款为由向农行贷了100万，花了70多万为烟厂购进了四部丰田小轿车，并以50万的价格卖给了烟厂。烟厂领导事后了解到了这个青年如此“懂事”，以后就扩大了给他香烟的数量。当年，他就因此多赚了上百万。
次年云南老下雨，土地的养料流失严重，烟叶急需肥料补给，不然烟叶长势不好。但是云南的肥料不足，在了解到这情况后，钟提出为烟厂购买肥料以保证烟农的燃眉之急。他不惜血本“议价”收购一万顿肥料，并以当时的“国家平价”倒贴钱卖给了烟厂。烟厂自然又增加了他的出货量。
再后来，云南的烟叶歉收，烟厂面临原材料不足的危机。烟厂领导再次想到了钟，问其有门路搞到烟叶吗。那时广东是有不少南洋烟叶的，钟就带了样品过去给烟厂看。试验结果发现该烟叶合适替代云南的烟叶，于是烟厂就要求钟为其组织原材料。钟爽快答应了。当时的南洋烟叶的议价价格是3元多一斤，但由于钟需要的量很大，所以大家越卖价格就越提越高，收到最后的价格竟然是12多元一斤，但是钟最后仍以平价卖给烟厂……
以后的故事不用多说，钟逐渐成了红塔烟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而且，能按照国家计划内的价格拿货。这个日后福布斯榜的常客，就这样插了一根麦管在双轨制“奶牛”身上，忘情地吮吸着。
这就是“双轨制”对很多人的魅力所在。然而，不要以为这就是天底下最容易的生意，只要舍得花钱就行了，其实，这也是最艰难的生意。艰难到国内房地产业的领军人物王石都曾经为此头疼不已，甚至总结出了“利润率超过25％的生意不做”的教训。
1983年，年轻的王石来到深圳。经过一番奔波，他进入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特区经济发展公司”，人们都简称为“特发”。王石作为广东省外经委派出到深圳的人员，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帐号，但没一分钱资金，却能拿一半赢利，这等好事，自然是因为特发有专门的优势。“主要资源是‘三张皮’，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做事的原则也是三条，一不做违法的事，二是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是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王石在自传中总结。
王石发现，当时深圳最好赚钱的生意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本产的味之素，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弄批文，如果自己也去弄，半年也不见得能到手，遂作罢。
一天，他在蛇口附近看见几个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很好奇，得知那是泰国正大集团的原料基地，原来，正大从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采购了玉米，依靠正大的技术加工成猪、鸡饲料。王石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上门毛遂自荐能搞到玉米并且运输到深圳交货，条件是对方付外汇，正大当然一口答应，然而他还不知道，此时大连到广州赤湾码头的航线都尚未开通。最终，在王石的“三张皮”的鼓动下，居然开成了航线，他也快乐地倒开了玉米。
几年后，四川的刘家兄弟们开始研究如何生产正大猪饲料的替代品。
王石后来结识了刘永行，他曾半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坚持做饲料生意，中国的饲料大王应该是我啊。”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王石当时的兴趣是“倒”而不是“饲料”，刘家兄弟则相反，很快，王石就发现倒饲料没什么前途，也不够暴利，他找到了更好的机会。
1984年，深圳倒得最热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办公用品，因为各地正在大建楼堂馆所，很多设备都需要进口，二是外汇，大量的进口物资都嗷嗷待哺着。按照特区政策，进口特区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于是，特发公司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它的职能，说白了就是帮助特区外的客户在特区内购物。
9月21日开张，王石觉得，“科教仪器”生意跟玉米生意没什么两样：在境外联系几家有实力的供货商，主要是港商，后来成为万科个人大股东的港商刘元生就是此时跟王石成为贸易伙伴的；然后坐等内地需要进口货的企业上门，收它们25％货款为订金，按同样比例给港商订货；待货物运抵深圳，买方结账提货，再把钱付给港商。
这个链条的关键之处在于，买方一般只有人民币，而港商要外汇，“展销中心”之类机构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它们有能力得到换外汇的“条子”，即“三张皮”的头一张。遍布深圳的各种倒爷公司，比的就是谁能换到更多外汇，王石他们能力不俗，每月能换来500万港币。
那年秋天，王石结识了一位“北京来的”王先生。“北京王”对“深圳王”说，他们公司有足够的关系，能调汇3000万美金。好处当然不会从天降落，原来，北京的大人物们的好处是汇率。当时美金的官价是一美元兑2。8人民币，黑市价格是4。2元人民币，而王先生开的价格是一美元兑3。7元，比官价多9毛钱，对黑市便宜5毛钱。
显然，深圳的进出口公司们成了一个洗钱窗口。“北京王先生们”用权力换来的美金不能直接到黑市上换成人民币花，通过王石他们到香港变成货物，再卖给内地客商，“汇兑收益”就成了“贸易盈余”，合法化了。当然，对“展销中心”之类的公司来说，好处也是明摆着的，有了几千万美金在手，生意规模立刻扩大，不再受每月500万港币的束缚。
然而，这个美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各路有权力的人都杀进了这门暴利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