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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美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各路有权力的人都杀进了这门暴利生意。有用飞机空运的，有军车押运的，北京中央部委机关们的下挂产业群也急急杀到，形成了一条龙倒卖；而国家也渐渐察觉了调汇混乱的局面，王石当年就接待过两个中央的调查组，王石在自传里坦承：卷入了当年国家最大的几个调汇案件中，但是在调查的工作组前后明显口径不一，立场奇怪，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没有深究此事。
1985年，倒爷们有了新宠，当时录像机、摄像机的进口批文受到国务院机电办公室的严格限制，但放像机偏偏不在目录上，因此成为进口的热门。王石的“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完税成本是1900元，批发出去是2100到2300元，市面零售价为2700到2800元，不再是暴利行业，但依然有利可图。
可是，敏锐的王石很快发现，这个市场也不对劲了，因为省计委等部门的官员告诉他，在展销中心买进2万台放像机的时候，还有其他进出口公司也在送审进口许可，有5万台甚至7万台的。王石感到，必须赶紧撤退了。
他跑去作了一则广告，称：“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定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两万台放像机。”
消息出来，那些卖放像机的大户们纷纷上门求售，王石让采购人员一口咬定，必须现货到港检验后才能签订合同――那是算准了他们的送审批文还没下来，拿不出现货。结果，市面上的放像机价格给稳住了。与此同时，王石命令所有销售人员行动，不惜降价也要卖清所有的货，最后从2100元直卖到1100元，终于脱离了放像机泥潭。展销中心也因此元气大伤，被迫裁员20％。
此后，王石还陆续倒过一些其他“科教设备”，但终于兴趣日减，决心专心做房地产。于是，日后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公司万科诞生了。
1992年底，王石在深圳国土局主办的一次房地产沙龙上回顾了他的这段倒爷生涯：“万科做贸易出身，20世纪80年代做录像机，也做过200％－300％利润的生意。因为是超额利润，许多公司都进口录像机，供过于求，录像机降价，销售的边际利润就开始下降，甚至变成负数。今年，我让财务将万科1984年到1992年的贸易记录整理一番，赚钱用黑字表示，赔钱用红字表示，结果红字多于黑字，说明这些贸易的结果是赔钱超过赚钱，这也说明市场很公平，先前你怎么赚的暴利，之后你都得吐出来，而且还要多吐。”
＇13＇争论
到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第六年了。然而，这6年来的经济变革大潮中，总是有一种声音缺位：经济学家。
从个体户群落的兴起，雇工数量争议，到重新认识“向钱看”，乃至乡镇企业追着国营企业屁股打，重要的转折点，总是邓公的一个声音在响亮着。“摸着石头过河”，总该有人探探水的深浅吧，那个探路的群体――经济学家们，在哪？
1984年，在围绕“价格单轨还是双轨制”问题的争论中，这个群体光辉亮相了。当时最出风头的是这样几个人：华生、高梁、张维迎等，还有几个名字也与与这场争论紧密链接，如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现在的中国经济决策层，此外还有很多发表了著名评论的人士，如钟伟和吴敬链。
“我是双轨制的始作俑者。”50岁的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2005年对媒体说。1986年，因为设计价格双轨制的“突出贡献”，华生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称号，并且赢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
这位20岁不到即在经济学界大出风头的人，在经历几次下海经商失败，回归学界后，又对2004年开始到2007年收官的“股权分置改革”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参见本书第12章相关内容）。
附带说一件“八卦”的事情，2007年4月，华生迎娶了刚刚当选全国作协主席不久的单身美女作家――铁凝。
在叙述1984年的那场奠定中国经济改革走向的“莫干山会议”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此前无比紧张压抑的政经气氛。
1983年，红旗出版社把部分批判商品经济的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其前言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
当时的经济改革派也分为两派，其中主张搞“市场经济”为主的派系正处于“危难”之中。比如，薛暮桥由于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作检讨。刘国光由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也被批判，被责令在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做检讨。
在这种气氛下，市场经济能否生存下来已经是很悬的事。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
这是一次很有特殊意义的会议，名义上是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名义举行的会议，是一次纯粹民间讨论性质的学术研讨会。但最终它形成的共识却成了被中央高层直接采纳的经济决策。
学者钟伟在20年后如此评价这场盛会：“旧双轨制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是上层精英与基层的互动，通过试点的方式、试错的手段，共同进行制度建设。民众有鲜明的民意，中央就顺应和升华使之成为国策；它是暂时过渡的，没有人（包括政策设计者）会认为这种双轨是永久的，等待渐进的振荡渐渐消散后并轨才是最终的政策目标；它也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惊险一跃’。”。
会议筹备始于当年的3月，向全国发布的征文消息不仅吸引了经济学人，也吸引了实际部门热衷改革的中青年人，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余篇，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
那时，华生31岁。他的经历在同龄学者中很有代表性：13岁参加大串联，15岁上山下乡，25岁恢复高考，他进入南京工学院（日后更名为东南大学），四年后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并多次参加农村和工厂调查。在华生考入南京工学院时，他数学没及格（文革中他只能读马列著作）。四年后，他以数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研究生。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已在经济学权威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三篇论文。
当时，市场经济在实践上最大的障碍之一，则是扭曲和僵死的计划价格。“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提交国务院讨论。”华生这样描述当年的经济现实。而且，当时的社会利益主体大都认为，这种僵化的价格体系是正确有效的，即使是“改革派”内部，也有相当大的力量主张中国象南斯拉夫那样先完成体制改革再放开价格管制。
会议分成多个小组，如工业、城市、农村、政府经济职能等等，而价格改革则是争论焦点所在。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即所谓的“调派”和“放派”。
“调派”其实是中央组织的价格计算单位，如航天部710所，做出了巨大的价格模型，进行计算机分析。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来自社科院工经所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也在做模型。他们希望把价格算清楚，通过政府调价，然后一下子放开。但在现实中，调价牵扯各方面利益，账不管怎么算都会遇到巨大阻力。
与之相对，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争论异常激烈，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经常将争论延续到深夜。
逐渐，在激烈碰撞中，一种新的折中思路产生了。青年学者华生、高梁、何家成、张少杰和蒋跃，从农贸市场中颇受启发。当时城市居民凭粮票买粮，一人一月30斤。如果粮票有富余，可以拿去农贸市场换鸡蛋。如果不够吃，就去农贸市场买高价粮。他们认为原材料价格改革也可以这样进行。计划外调剂价格就是市场价格。逐步缩小计划比例，扩大市场比例。
在价格组挂牌争论的最后一天下午的最后一小时，大家争论得口干舌燥心情烦闷时，这个小组报名，说有第三方案。华生上台演讲。
会议之中，华生作为代表，给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做了汇报。会后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很快受到国务院领导重视，第二年即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此后这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
在双轨制诞生20年后，华生对媒体说，双轨制的深层涵义其实是渐进增量改革，或者说是保护和封闭存量（保护和赎买既得利益）、培育和发展增量（市场和新生力量），这也是参加莫干山会议的许多中青年经济学者形成的改革共识。
即使是后来痛批“双轨制”的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也解释说，“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
张维迎则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