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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斟酌来斟酌去，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在政治局讨论时，仍因“四人帮”的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我们只得又找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请示如何办。周总理说：以毛主席批的２９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四人帮”）就不好说什么了。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和有关特赦的文件并附有这两个文件涉及的人员名单，先送了周总理审阅。
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说：告纪、华、吴，对特赦文件、专案文件已审查同意。已告王洪文，把这两个并附名单的文件提到政治局讨论。政治局开会时，“四人帮”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仍有挑剔之意。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明：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他们这才噎住，不吭气了，没有公开反对。这个文件经政治局通过后，报毛主席审批。文件送出，我们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我们批不了，要请毛主席批。汪东兴向毛主席反映说：解放这批干部，纪、华、吴几位政治局同志批准不行。毛主席对汪东兴说：那你批吧！汪东兴说他批也不行，谁批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批。毛主席考虑汪东兴的意见后，指示汪东兴打电话给纪登奎、华国锋和我，说毛主席看了报告，还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要求我们很快地把所有人员的名单送去。我们好高兴，立即要一、三办搞出各专案人员的名单。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周扬复出
名单搞好后，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同志。周总理说：这是毛主席急要的，毛主席没有批示之前，政治局不好讨论，政治局要等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毛主席听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的意见后，于３月８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３５０多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毛主席批示后，周总理又指示我们：人放出后，不要都堆在北京，有病的要好好治病，一般人可暂分到全国各地。周总理还要求我们写个报告，开个会，请各省来人交接，分到各省的同志以后再分别回京。周总理告诉我们，他已打电话给王洪文，由王洪文出面召集这个会，我们几个人参加。当时我的思想还有些不通，认为这些同志的家都在北京，刚放出来又马上分到外地去，有点说不过去。然而这只不过是常人之见，还是周总理考虑得深，这个办法避免了这些刚放出来的同志再遭“四人帮”的迫害，完全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总理提出的这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办法是颇费苦心的。有了这些办法，才能绕过“四人帮”的梗阻，得到毛主席的很快批准。如果不是先放人后审议，而是先审查后结论、再放人，必然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四人帮”必定会借种种问题发难，从而推迟放人的时间。周总理这样处理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同“四人帮”的一场智斗。
放人后，传来毛主席的指示，说可解散各专案办公室。汪东兴回到北京后，说还要留一些熟悉材料的人。不过我理解，毛主席关于解散专案办公室的指示，包括我们四个人的小组也要解散，这以后我就不去看材料了。只是汪东兴有时有批阅的文件和材料送来，我也在文件上划过圈。这些划圈的文件，如有错误的，事先虽未经我审查，我也应负责。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假错案是很正确的。这是我们想到而未能办到的大快人心的事。当时的“五一”和“十一”，报纸上都要刊登一个参加游园和国宴等活动的人员名单，这是周总理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消息的重要渠道。比如周扬，我们原来也是想让他在国庆节露面的。
周扬原来是被卫戍区监护的。江青是文化系统专案组的组长，文化界的一些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的逮捕报告、监护报告，都是江青批的，还有上海、天津的一些人也是江青批准关押的。现在我们要解放这些人，触着了江青的痛处，她就多次问我周扬有没有问题。我根据看过的材料告诉她，周扬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参加“左联”领导的事，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等同志那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只有在具有坚定的信念下才可以做得到。还有周扬没有被捕过。江青坚持说周扬的社会关系复杂。我说在白区工作，没有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不可能工作得好，夏衍的情况也是这样。江青认为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调查，并提出监狱空了把周扬由监护改送监狱。因此，我们专写了一个报告，要求释放周扬，提出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可以继续调查，周扬放出来后发给生活费。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继续调查”的地方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报告上写有“发给生活费”处批示：“工资照发。”１９７５年国庆前夕，我们告诉吴庆彤说，在邀请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上，应列上周扬。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意见的，主要是要看“四人帮”通过不通过。“四人帮”谁都不说话，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吴庆彤甚至说：这只是多添一双筷子的问题。这时，“四人帮”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邓小平最后收场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后来，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批评了，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为解放干部费尽了心思，坚决完成了主席的指示。（按：当年本篇文稿整理出来后，吴德同志曾表示要“写一点教训”。其后，吴老身患重病以致不治，“写一点教训”的愿望就只能成为本文的遗憾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百花齐放都没有了，不好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年中，走了极端，在江青等人的一路砍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都没有了。八个样板戏一花独秀、独领风骚，戏台上、电影剧场里、大街上的广播器中，翻来覆去都是八个样板戏的声响。这样的局面当然不能维持下去。到１９７５年，毛主席曾经比较多地对之作出纠正，对电影《创业》、《海霞》都有过重要批示。早在１９７５年２月间，江青调看《创业》后，心血来潮地对它横加指责，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江青这么说，文化部的于会泳等人就不会相反说，他们跟得非常快，使起打棍子手段，给《创业》罗织了十大罪状，压得拍制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抬不起头来。
７月初，毛主席在同小平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不久，毛主席又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信息传出，鼓舞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受压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天民同志向毛主席和邓小平分别写了信，反映江青和文化部对《创业》的批判是没有道理的，希望能够重新上映。
结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都是发生在７月里的事。毛主席讲话了，江青该听了吧，她根本不听。她对张天民敢于写信告她的状，恨之入骨，总在瞅着机会要算账。９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本没有江青的事，江青却也去了，听说还带了她心爱的马。她在大寨直接打电话发号施令，把吉林省的省委书记王淮湘召到了大寨，要他施压力让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检讨，给毛主席重新写信，承认《创业》是有错误的。
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是“谎报”。王淮湘回吉林时，在北京住了几天。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是叶帅主持的，内容我现在忘记了。我只记得陈锡联不满意地说：王淮湘没有经过中央的同意，就到大寨去了。会议散后，陈锡联约我和纪登奎去找王淮湘谈一次话。陈锡联担任过沈阳军区的司令员，王淮湘是十六军的。我们把王淮湘从京西宾馆接来，问他是谁让他去的大寨？为什么不经过中央办公厅？在大寨都谈了一些什么话？王淮湘拿出笔记本，向我们讲了江青与他的谈话。
他讲完后，陈锡联说这些问题都没有经过中央，毛主席刚批示过《创业》，传达江青让张天民检讨的话不合适，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陈锡联不让王淮湘传达江青的讲话。我和纪登奎是跟陈锡联的观点、态度相同的，都批评王淮湘不经中央批准就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并说江青的讲话不对。王淮湘把我们的话当作耳旁风，回去后照样传达了江青的谈话，在《创业》的头上再次刮起冷风。在电影《海霞》上，江青他们也搞了一出。１９７５年６月，于会泳等人秉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