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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修改电影《海霞》
电影《海霞》剧照修改的片子，改了很多镜头，重拍了很多。修改后的一些镜头，比原来拍摄的是好一些。江青后来说邓小平调片子看，一再催索，快把于会泳的家都抄了。小平同志通知政治局的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我记得张春桥参加了，好像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也参加了，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去了。两个片子放了两三个小时，演完后，小平同志在休息室里主持了对影片的讨论。先念、陈锡联和我去了，张春桥也在，其他的同志我记不清了。小平同志说：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很长时间冷场，没有人发言。考虑好后，我发言了。我说：这个片子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艺术上还需要一些加工。现在，已经重拍了一些镜头，是不是把原来拍摄的和后来加工重拍的一些镜头连接起来制作，然后对外放映。小平同志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春桥说没有意见。小平同志对张春桥说：你管文化部，由你通知文化部，就这样演出吧。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这次政治局的讨论会，王洪文、江青、姚文元都没有参加，纪登奎好像也没有参加。文化部的于会泳、谢铁骊也没有参加。
《海霞》问题被邓小平解决后，江青很不满，大发了脾气，她那时被称为文艺界的旗手，没有人敢讲话，但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硬顶了江青。风云多变，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就把这件事作为文化部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典型事件，大追风源。毛远新直接插手清华、北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去过两次，后来就不去了。毛主席指示毛远新与邓小平谈话后，开始由政治局部分同志参加，以后是政治局全体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要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谢静宜、毛远新参加了，迟群参加没有，我记不清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传达了毛主席的很多指示，是经毛远新整理的从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６年１月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历次谈话。毛主席说邓小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这句话是最厉害的。这以后的一天，小平、先念和我到飞机场去送人，小平同志在客人走后，与先念和我谈了一次话。
小平同志说：看来毛主席的决心已经下了，我要退下来了。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先念同志说：不能写信给毛主席，你一写信就会被别人当把柄抓，说你不愿意为党工作了。小平同志考虑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后又说：首先要把最敏感的军队的职务辞掉。当时，我对小平同志说：是否可以找毛主席直接谈一谈情况，如果形势再乱下去，首都的工作首当其冲。先念同志也说，他要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身体有病，请求休假。我们三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那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小平同志在奉命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上，迫于压力，自己讲他犯了路线错误，请大家批评。小平同志为别人着想，还向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等人打了招呼，让他们批判他，说，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接着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为难了，很难办了。这时，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毛远新、迟群他们搞了《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００问》等东西。２月下旬，华国锋主持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人还去清华看了大字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要求转好弯子，这样形成了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北京市委在当时处境非常困难。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
“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
大概在１９７３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我们的分歧就大了，谢静宜基本倒向“四人帮”，跟着毛远新跑。她负责管团委工作，在团系统点名批邓。我批评了她，说中央没有决定点名批邓，我们市里不能点名，邓小平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嘛。谢静宜根本不听我的，继续在团的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这以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华国锋说：谢静宜他们要点名批邓，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华国锋是慎重的。北京市委是直到中央批准可以点名批邓后才点名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时，马天水揭发邓小平同志在上海与他谈过话。会上还批了周荣鑫。“四人帮”是想让迟群代替周荣鑫的。周荣鑫后来还是被他们整死了。
在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会议期间，倪志福去看上海参加会议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倪志福去时，毛远新也在，毛远新当着倪志福的面说：我们上海、辽宁批邓敢于无法无天，北京市胆小如鼠。这期间，谢静宜还找刘传新、徐运北、丁国钰谈话，提出要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说市委右得不得了。谢静宜说：“丁国钰，你也要检讨。”丁国钰同志被迫写了一个检讨。谢静宜提出丁国钰要检讨，想在丁国钰检讨后，就提出要我检讨的问题，顺藤摸瓜嘛。他们当时是准备闹一闹的。那一年，姚文元的爱人金英调到北京，通过中央组织部要安排在北京市委组织部。我与她谈话时，先对她表示了欢迎，同时提出市委组织部的人已经很多，可否安排她去市委研究室工作？我说：在研究室工作可以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北京市的情况。金英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上海是新干部提拔得很多，北京市老干部很多。我说情况不一样，北京市原来的老干部就多。谢静宜为此提出要一份市委的部、局、委、办的老干部名单，她要这个名单的目的是要批我们是右倾复辟。这个主意是“四人帮”出的。丁国钰要组织部开了一份名单，送给我时问怎么办？我说：就说送给我了，她要时让她找我要。我把这个名单压下了。我找谢静宜谈了一次话。谈话中间我提出我们对江青的那点认识是听她传达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后才产生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我要向政治局报告，说明是谢静宜告诉我的。我与谢静宜这次谈话后，不知是谈话起了作用呢，还是有别的原因，谢静宜有了退缩，不硬逼了。针对谢静宜提出的要在市委常委会上揭开盖子的言行，我决定每次开常委会都要扩大，每次扩大到一二百人参加，迫使她不敢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难。我还让丁国钰把写好的检讨送给我，我对他说：我还没有检讨嘛。
谢静宜看着这个办法不行了。她在一次打电话中对我说，市委要检讨。早些时候，毛主席一再讲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远新就提出了辽宁学习理论的具体做法，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当时，中央正在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我对谢静宜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要抓好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学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你也在场呀！谢静宜考虑了一阵子，只好说那就搞个学习班吧。学习班是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部的副部长徐骏主持的。北大、清华都派人参加了。在学习班上，二七车辆厂的同志不同意北大写作组的观点，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先用开常委扩大会的办法，然后又采用举办学习班的活动，阻止了谢静宜搞乱市委的企图。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总理逝世，之后，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谢静宜就忙不过来了。
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四人帮”对周总理极为忌恨
１９７６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１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１９８１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页。
４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７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９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