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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８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９月９日凌晨，毛主席逝世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９月９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当时还要处理一个问题，即是否保留和如何保留毛主席的遗体问题。
“四人帮”这时躲开了，他们不参与这个事情，他们要看到毛主席遗体保存出现了问题，才会出来横加指责。当时，如果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如果要保留，但留下来后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会是一条罪状。汪东兴当时已经找了刘湘屏，组织专家研究保护遗体的措施，还派人了解了越南保护胡志明遗体的情况。保护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十分不易。后来，政治局还是决定要竭尽全力保留毛主席的遗体。
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主席的住地，同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主席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主席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同志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当时，华国锋同志与我们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江青的目的是在控制毛主席的档案，以便从中寻找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篡改，继续陷害军队和地方的一些负责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我记不清了，可能是９月２１日，决定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从１９７５年下半年开始，毛主席病重，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由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将会议情况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逝世后，“联络员”的任务没有了。毛远新给华国锋同志写信，提出要回辽宁自己工作的岗位。华国锋接到信后，征求了江青的意见，江青当时没有反对。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主席的文件和档案。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同志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我们觉得“四人帮”显然是有阴谋的。会上，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５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９月１０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同志，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９月１１日和１２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北京市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通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９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各省、市工作情况时，曾直接向毛主席提出他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不能胜任代总理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写给他三张字条，一是“你办事，我放心”；二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三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三点指示，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包括“四人帮”都看到了毛主席的手迹。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将篡改后的指示称之为“临终嘱咐”，其意在否定华国锋的继承者地位，标明他们才是毛主席临终时指定的接班人，他们才是忠于毛主席的继承者。
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那时，李先念在家里养病。先念一个时期以来心脏有些不好，不能多走动，到大会堂开会时，心脏就跳得不正常。在小平同志已经被批评，但还在主持工作时，先念向小平同志请过假，提出到外地休息、养病，医生也写了一个报告，小平同志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同意了，但还未走。后来，毛主席逝世前后，华国锋同志曾对先念说过，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希望先念同志不要离开北京。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从这里看出，华国锋与李先念谈话之前，叶帅可能与华国锋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９月１３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