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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洗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小。当时，“四人帮”也很害怕，江青指着我、陈锡联、纪登奎说：北京军区、北京市委还保证不保证我们的安全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不吭声。
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１９８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要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党负责任地简要说明两点。第一，１９７６年４月４日和４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处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问题。４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收花圈，５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动用民兵和决定让我发表录音讲话。《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这两次会议记述为４日一次会议了。这一天之差就含糊了许多重大问题。第二，《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载，４日的政治局会议只有华国锋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讲了几句话，其余的都是我在发言，成为会议的主角。好像“四人帮”没有发言，其他的同志也没有发言。这样表述的根据可能就是来自毛远新给毛主席的报告，但毛远新当毛主席的联络员后，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从来不经政治局讨论。“四人帮”在会上说了很多话，他们攻击这些活动的总后台是邓小平，甚至造谣当时已经身不由己的邓小平还到过天安门广场等等。我没有同意“四人帮”的议论，我说没有发现邓小平同志到过天安门广场。江青一伙还在会上讲了很多恶毒诬蔑群众和邓小平同志的话，他们竭力主张镇压群众，“四人帮”的气焰当时非常嚣张。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两方对垒
关于粉碎“四人帮”，我讲一下我所知道、所参加的一些活动的情况。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之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毛主席重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气焰更为嚣张。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于毛主席的赞同，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诬陷、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时，党的十大也使
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并且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之后，毛主席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主席接着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主席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次，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内点明了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
第二次是１９７４年１０月，是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的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毛主席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那时，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１月１２日，江青给毛主席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主席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劝诫，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转达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她提出：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主席报告了江青的意见以后，毛主席一下戳穿，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主席提出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任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安排在邓小平之后。毛主席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个谈话，经毛主席批准在政治局传达了。以后我们知道，王洪文去长沙是经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的，他是背着中央政治局的。王洪文向毛主席诬告，说：１９７５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儿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一样搞篡权活动。王洪文谈后，毛主席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毛主席对江青的意见和再次批评，点出了江青有野心，制止了江青集团夺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是全国人民和全党克服林彪事件影响以及努力克服其他各种困难的结果，是毛主席稳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措施的结果。
第三次是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５月３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是毛主席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于１９７６年２月３日发出了中共中央１号文件［１９７６］。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地震后，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的抗震指挥部办公。华国锋经常去。陈锡联、纪登奎和我，还有军委、国务院、国家地震局的一些同志集体办公，负责处理当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８月２６日，即毛主席逝世前的十几天，毛主席的病情危重，江青却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活动，自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住在地震棚的群众。迟群要求新华社、《北京日报》派记者采访并发表消息。《北京日报》记者写出的报道报送姚文元后，姚文元即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北京日报》排出大样送给我审批，报道是发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通栏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我认为不经中央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