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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赫氏本人提出的问题，不管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总是把问题的重点所在，说得一清二楚。这样一来，学生就被他带着去想，再愚蠢的也总有些话可说。至于往往能够一答即中的学生呢，就心知自己是可造之材。有时赫氏会说：「我有一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希望同学们能帮忙一下。」这样的不耻下问，我们做学生的，怎敢轻视他而不全神贯注地聆听？
在赫舒拉发的课堂上，我学会了怎样判断问题的重要，学会了怎样把问题的重点弄清楚，也学会了怎样从多方面「进攻」问题而获取答案。在他不断的鼓励下，这个学习过程进展得很快。起初他显然超我几级，但过了不久，自己就觉得可与他并驾齐驱，甚至大有抢先之概。我没有见过哪一位老师能像赫氏那样，被我间中「手起刀落」而仍表现得那样高兴的。他似乎对学生们说：我所知甚广，对任何经济学上的问题都有兴趣，但我知的不一定是对的，你们当中有本事的不妨教教我。
明师都一定有如下的特点：他们不坚持己见，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加上一分一毫的重量，对任何提议都一视同仁地作出反应、判断。艾智仁如是，高斯如是，史德拉如是，赫舒拉发也如是。但赫氏的过人之处，是对学生很有耐心，即使平庸之极的学生，若能提出稍有可取的观点，也就加以鼓励。他是行内的高手，令人尊敬，但在教书时他屈身下就，让学生们「骑」在他的背上。「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说的，而赫舒拉发真的是做到了。
赫氏思考的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他所作的任何分析，必定用上一些例子。假若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例子，他就会虚构地创造一个。比如有一次，要解释生产量增加，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可能会上升，真实的例子不容易找，他就举出如下的别开生面的例子来：「假若一只草蜢跳一次的高度是两呎，跳三次的高度加起来是六呎了。但假若一只草蜢的身体加大三倍，跳一次的高度却不会有六呎的。」在座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但大家都因而知道，要解释产量增加而每件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可真不容易。教科书上的成本曲线岂不是全都错了？
赫氏有微笑的习惯，即使不高兴时他脸上看来也有笑容。那时，在美国的报章上有一著名漫画连环图，主角常笑，故名为 Smiling Jack。赫氏常笑，其名字为 Jack。于是，同学们给赫氏起了一个外号：Smiling Jack。一提起他这个外号，同学们都在欣喜中表现着一种尊敬之意。我认为在大学念书时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不是没有原因的。
（四）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在国际学术上是很普遍的事。「那是谁的学生？」或「他的老师是谁？」类似的话是常常听到的。大宗师不一定能出高徒。经济学巨匠如凯恩斯（J。M。Keynes）、费沙（I。Fisher）等的门下，就没有出过一个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弟子，更不用说青出于蓝了。已故的庄逊（H。Johnson）曾对我说，凯恩斯与费沙的思维超人几级，学生要跟也跟不上，因为老师高不可攀，弟子也就变得平平无奇了。
庄逊的话有道理。不过，思想高不可攀之如佛利民，却桃李满门而出高徒，又怎样解释呢？佛氏的一位颇有成就的门生对我说：「佛利民不断地向我挑战，使我寝食不安地要胜他一次，久而久之，我就学到不少学问！」这个解释也有道理。
在本世纪经济学界内，教出最多优秀学生的是奈特（F。H。Knight）。他有四位学生获诺贝尔奖（佛利民、史德拉、布格南、森穆逊），很可能还有一两个会获得该奖的。奈特本人是如假包换的一代宗师。他自己不能获取诺贝尔奖（该奖在经济学成立颁发了七届他才逝世），被行内人认为是该奖的一个大污点。我有幸，在奈氏谢世前数年遇到了他，跟他谈过两次话，其时他虽已八十多岁，但我还能从那些简短的谈话中，体会到为什么他的学生那样厉害。奈氏个性突出，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他文章湛深难明，而授课也不清楚。但他有创见，表达时有千钧之力。这样的老师是世外高人，余生也晚，不能拜他为师，实在可惜。
一个关于奈特的故事，对香港墨守成规的教育应该有针对性的讽刺。一个多年前曾跟随奈特读博士的学生，年纪大了后，有一天到芝加哥大学去接他的儿子回家。儿子刚刚考过奈特所出的博士试卷。为父的一看，试题像二十多年前他考博士的一样。正感诧异之际，年已老迈的奈特在走廊上迎面而来。他连忙问道：「奈特教授呀，我儿子今天所考的博士试题，跟我二十多年前所考的相同，难道你的经济学没有进步吗？」奈特继续前行，喃喃自语道：「试题是一样，但答案却不同！」明师之见，确是不凡。
大宗师不一定教得出有成就的学生，桃李满门的大宗师，当然也是有的。奇怪的是，有些近乎不见经传之辈，也可能教出高手。中谚云：「冰成于水寒于水，青出于蓝胜于蓝。」高斯对他的老师——A。Plant——推崇备至，但我对Plant的著作却不敢恭维。高斯对我说，Plant使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懂，所以日以继夜不断地钻研学问，寻求答案。也有一些人——如艾智仁——怎样说也不知是谁能教出像他那样天马行空的思想。艾氏说他的启蒙老师是A。Wallace。但Wallace是统计学高手，不懂经济学，那又从何说起呢？我拜读过Wallace的统计学讲义，绝不湛深，但奇妙之处是，他把统计学的基础解释得通透绝伦，使人觉得初学的基础就足以应付任何有关统计的难题了。艾智仁像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显然是从Wallace那里学来的。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相得益彰，是我们从事学术的人引以为荣的传统。我自己教过几个算是很不错的学生，在学术上稍有成就，但不能说师以徒名。不得已而求其次，徒以师名，我倒可以这样说的。外人说我是艾智仁的学生，是赫舒拉发的学生，使我感到很骄傲。也有人说我是高斯的学生（其实不是），我感到高兴。佛利民对人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也不是），使我更感高兴了。事实上，我曾「偷听」佛利民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我们是同事，同事听他的课不止我一人）；也曾屡与高斯研讨问题，谈到投机兴奋处，我有时对他衷心直说：「你这个观点我非『借』用一下不可。」
学术的交流就是那样奇妙无穷。说是偷也好，是借也好，是影响也好，只要求知投入，存真诚之心，没有任何博学之士会「秘技」自珍而不肯倾囊相授的。学术的进步用不着青出于蓝，但却要千变万化，多采多姿。屡遇明师是我难得的际遇，而我感到骄傲的是，当我引用他们的思想，或推广发扬，或加上变化，或直指其误，他们都那样高兴，给我提供建议和鼓励。徒以师名，到头来，我的老师可能觉得有点师以徒名了。
第四章：《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
《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一九六六年五月动工，一九六七年四月交卷。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六六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一九六七年九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料，就补加了一章。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一九六九年了。
《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历久犹新：出版后三十年，该书及书内的文章每年还被引用大约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学者朋友认为该书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的“始作俑者”。其二，作为一本“名著”，这本书的滞销可能破了世界纪录。
天下间怎会有这样可怜的事？一九六九年芝大出版社印制了一千本；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自动买了五百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等买了大约三百本；二十五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我时，竟然还有“货尾”三十多本送给我。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在市场出售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到二百本！
今天朋友们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又花了三年时间搞中译本，我就闲笔回顾，好叫后学的知道《佃农理论》的一些往事。
一九五九年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六一年学士，六二年硕士，六三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殊不知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铜墙铁壁：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
两年中我换了四个题材，到最后都放弃了。败走麦城，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困难解决不了（如风险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各种定价），或语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或者是题材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
这些强攻不下的题材，当时使我气馁。于今回顾，这些失败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大有好处。这不仅使我在四个题材上成为一个准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对搜集资料学满了功夫。
一九六五年八月，心灰意冷之余，我放弃学术，公余之暇拿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影。六个月后卷土重来，在图书馆找到一些关于台湾农业的资料。那里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地主不能超过农产品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令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政府硬性的约束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