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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市场一般需四年以上。北大方正一直锲而不舍地不断创新、不断追踪技术
的前沿、不断接受用户的需求刺激，并设法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性能要求，
从而求得市场竞争优势。我们的原则是：先呼吸，再吃饭。不抢占市场就没
有条件筹划未来。
在《中关村风云》一书中，我曾经对这种模式做出过论述。在书中我指
出：信息企业应该对动荡的发展过程有所准备。它们常常在开始时犯错误，
这就需要处理好“呼吸与吃饭”的关系，企业应该避免拥有昂贵的资源，而
是应该拥有有利的市场。比如联想，如果目标设定在一个简单的“联想汉卡”，
那钱已经赚得够了，该打住了，然而志在必得的雄心与对中国计算机产业深
刻的洞察改变了联想，也注定要改变整个计算机产业未来的发展走向。
当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这种“游牧部落”模式时就会发现：现代企业
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有一套高效的信息采集、分析、传递、交流系统。
这样的信息系统确保了企业核心资源——客户、技术、人才、经验的充分应
用，确保了组织职能机构间的有效协作，确保了组织领导对市场变化的敏锐
视野。
作为游牧部落的发源地，中关村就是在这种有效协作中，以及众多企业
组织对市场变化的敏锐掌握中才成长起来的。如果你是站在“中国硅谷”的
腹地——黄庄的DNA 螺旋结构傍，向“中国硅谷”的南大门俯瞰的话，就会
有一种站在黄河渡口的感觉。
DNA 塑像曾经是中关村“高科技”的象征；曾几何时也是村徽。不料，
令人恼怒的是到现在这种希望已经不存在了。只要你从“中国硅谷”的南大
门往北行驶时，一连串的软件厂商与硬件厂商就会使你迷途。用友财务软件
屹立在南大门的第一道防线，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安易财务软件
形成第二道防线，使人望而慨叹。联想、金蜘蛛、金蝶、宏碁、万能、赛乐
氏、微软等不同形式的企业组织的相继出现，均向人们展示了欲想腾飞的路
子。科海、中国大恒、希望、连邦、科利华、网景、柏安、方正、四通、新
天地等众多企业在中关村腹地的成长，均向人们展示了一条在竞争中生存、
发展的新路子，体现了它们常常能够建立起老式企业所没有的能力，体现了
它们通常能以较少的资本，成为较早的获利者的能力。90 年代中期，众多信
息企业向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迁移，显示了这种“游牧部落”以最简捷的方
式在向前发展，它已经超出了没有区域限制的界限，他们正在开创一个自己
将于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的生态系统。
1997 年，我在写《中关村风云》一书时，映得电子总经理陈宜海在回顾
中关村的发展过程时认为民办企业起了带头作用。华夏硅谷公司的成立，意
味着中关村“游牧部落”临时宿营地的开始。80 年代中期“两通两海”的出
现，是中关村游牧部落在自然条件下得以成长的体现。90 年代国外企业进驻
中关村，则是游牧部落形成开放与协作发展的成熟时期。
实际上，中关村能够在自然条件之中发展，还离不开不断变化的社会环
境。1978 年，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人员就到美国进行参观访
问。他们看了波士顿，看了波士顿128 号公路和技术扩散区，他们感到我国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必须把知识分子引入商品化生产的
发展中去，引入到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去。1980 年，陈春先又再次到美国进行
参观访问，在回国途中，他又沿途参观了美国的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区，汲取
了他们办厂的先进经验。
1980 年10 月，陈春先组织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电子所、力学所及清
华大学等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在中国科技开发
园地，引发了一件30 年以来所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开始了探索中国高科技的
发展之路。10 月23 日，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学会常务理事会上针
对美国硅谷和128 号公路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做了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
产业》的发言。陈春先针对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形式，并以美国的一些电子
高科技企业作对比，阐述了中国要发展电子硅谷的主要特征，要在中国大地
上发展类似美国硅谷128 号公路的“技术扩散”，以此能为中国高科技的发
展寻找一种新的路子。
陈春先在发言中指出：“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
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
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已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当然这里资本主义赚钱
的动机是不能忽视的，但和一些当事人谈，创业的自我满足追求超过了赢利
动机。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得益的显然
是社会、国家、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 多年，这里的人才
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
没有挖出来。的确，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美国是根本不同的，我
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
成果展览会。”这是陈春先在18 年前的发言，这是中关村从荒芜的郊区变成
今天高楼林立的起点。
正是陈春先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环境应该产生
新的变化，才使我们看到开放观念与竞争观念的重要性。因为开放意味着协
作，意味着我们必须善于通过协作，利用开放体系下的各种市场资源。
在初期的游牧部落群体中，要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想像力与价值观是非常
困难的。陈春先首创的“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经过两年的发展，也进入了
危险的边缘地带。1983 年，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在《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
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中写道：“近两年来，这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
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订了27 个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与海淀区四个集
体所有制的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帮助海淀
区构建了海淀区新技术实验厂和三个技术服务机构。”这份内参接着指出：
“但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一些领导的反对，使该所
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这份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先后作了批示。胡启立同志批示：
“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
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
献。”方毅同志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这
些批示出来之后，对北京市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的触动很大，他们放宽
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 年，在科学院秘书长顾以健和海淀区区长史定
潮的支持下，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成立，随后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等
八名科技人员和海淀区联合社，成立了京海计算机房技术公司。到1983 年
底，在中关村成立的公司就有11 家。1984 年，清华大学的刘植桢、倪振伟
等人成立了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等人与四
季青乡联合创办四通公司。到年底，从事新技术开发的各种公司、中心便发
展到40 多家，这一批科技企业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搭成了科技企业的骨
架。1985 年便达到90 家。1986 年年底，“电子一条街”上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科技企业就有148 家，它们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
形地带，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电子一条街”的发
展中，民办科技企业起了带头作用，后来科学院所属的公司，很快就跟了上
来，高等院校也不甘落后，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局面。此时，许多的企业家已
经知道什么是硅谷梦了。有的甚至还指出：“所谓硅谷梦，就是认定只要独
自奋战或加入前景远大的新公司，就必须取得成功。尽管步履疾速如飞、压
力巨大，但能坚持下来的人必将得到报酬，比如加薪、升职、增加优先认股
权。如果公司产品十分热门的话，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并不是什么不着边
际的事儿”。
映得电子总经理陈宜海在为我们介绍这些时特别指出：新的生态系统出
现时，就会出现快速的变化。有许多类似的生态系统，每一生态系统都拥有
自己的种群和区系。在自己的种群和区系里面，由于竞争的不同，就会有多
种机制出现，并以好的与坏的方式改变着生存环境。陈宜海说：“听过、看
过，亲身经历过不少成功经验的人也许会说，成功者大多经历了失败，才最
终取得成功。但令人瞩目的是成功的光环，失败在这里只是成功的一个注释，
似乎无需细究。这种说法，在熟悉中关村发展的人们眼里，效果似乎会更强
烈。”
陈宜海的这段论述，使我想起它与《硅谷热》一书中的一段话具有异曲
同工之妙：“硅谷运作伦理的受害者与成功者之比，很可能是十分之一。生
活在硅谷中的人无不感受到这种牺牲，但没有人愿意承认这种事也发生在自
己身上，他们不愿意回忆失败，不愿意承认自己曾无力面对压力、得不到升
职、被裁员、目睹自己的公司破产”。
事实如此，作为中关村的第一见证人陈春先曾认为，在他们那一代中国
人中鲜有既是科学家又懂得经营的，而不像在美国有强烈的商业气氛，经营
是人人皆知、无人不晓的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成功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