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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鲜有既是科学家又懂得经营的，而不像在美国有强烈的商业气氛，经营
是人人皆知、无人不晓的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成功实际上在真正的
销售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关键的成功因素不是销售，而且也不是产品或技术
本身，而是对企业整体战略方案的思维过程。
陈春先反思当年的发展时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
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有一个阶段摊子又铺得很大，搞了华夏硅谷集
团，全国都有分公司，这两年相继都关张了。我们也做了好几个产品，但都
不太成功，有的是在产品本身的选择上有问题，有的是在营销推广上有问题。
比如888 排版系统，在1983 年，用它印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世界广告大
会全部的文稿，888 大出风头。如果888 能销售得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
来做它的后续开发，也就不会落后方正那么多。由于营销不太好，导致我对
总体的决策也有偏差。好些时候我们都是在前沿探索，但总是失败。我们也
做了贸易，但是做得不成功。做贸易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挣钱。。当时我们雄
心勃勃，把所赚的钱都用于购买昂贵的设备上，但后来因遇上了特殊事件，
项目滞缓下来延误了商机。从那以后，公司的发展一波三折。”
商机转瞬即逝，并不给你时间去仔细地分析研究，等你想通了，悟出来
了该怎么做，再决定的时候已经晚了。“客观地说，企业家成功的是少数，
一百个企业家里面有十个很成功，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是很好的创业环境
了。”
那么，中关村提供的创业环境是不是这样呢？1985 年3 月，由于受到当
时科技环境的影响，中纪委、市纪委、区政府组织联合检查组进驻“两通、
两海”，对这些公司进行全面检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
题。1986 年至1987 年间，中央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为科技企业的
发展创造了大气候。1987 年《计算机信息产业报》评出10 大信息产业机构，
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协会的成立，促使民营企业长足发展，使那些立志为高科
技献身的民营企业家拓宽了生存空间。90 年代中国高科技的蓬勃发展，才使
游牧部落群真正地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丛林”。作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
先对此有许多的感叹：“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中关
村走向繁荣，我感到很高兴。如果中关村的发展道路上有一块石头是我铺下
的，那我应该很欣慰才对。”
陈春先还认为中关村的成功和国家在科学院、北大、清华等多年的投资
分不开。“这就好像古代的生灵变成了地下的煤炭和石油，当你今天挖到煤
炭和石油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古代生灵以前蕴藏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上
的投入蕴藏了起来，如果没有新的科技体制，没有硅谷这种技术扩散的理念，
没有创业这种精神文化的力量，也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中关村。
在外人看来，中关村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发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
管理跟不上等，给计算机市场的正常运行制造了种种障碍。软件的盗版、硬
件的水货等使中关村蒙上了“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的阴影。陈春
先认为，“这个事实我们要承认，但对此，不能仅有指责，而要有投入。国
家现在对高科技不是没有投入，不是没有制定政策，每个生态系统都会有破
坏性竞争，生存需要自我适应能力。”因为外表可能是骗人的，只有深入其
中，你才能看到中关村发展还具有另外一个因素，它是植根于一个快速发展
创新的高科技领域的新产业里，它的成功太依赖于信息交流了。
陈春先的这种论述，就像生态学家哈定首先辨认出来，称之为“共同的
悲剧”和系统模式一样，不要以为共同的悲剧结构只发生在生态的灾难上，
它也时常发生在企业的扩张上。在信息企业身上，人们把这种扩张归结为：
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固然是令人欣慰的，但这种现象也可能意味着麻烦的开
始。
二、因与果与环境相扣
詹姆士·摩尔在一部具有启发性的著作中，阐述了传统竞争观点过于简
单化，同仅仅限于行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不同的，因为与生态系统联结在一
起的企业经常是跨过多个行业的。所以有许多类似的生态系统，每一生态系
统都拥有自己的种群和社区系。尤其是新的生态系统时时出现，并做着快速
的变化。在中国的软件企业群体中，甚至是信息企业群体中，这种生态系统
也时时出现。
80 年代末期，中关村已经从一个游牧部落演变成了中国电子的聚集区。
作为中国高科技的发源地，著名企业及科技天才的起源地，中关村已经具有
了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它的发展，经常使人们联想起美国硅谷诱人的高楼和
绵延不尽的电子工厂。商人们发疯似地付价还价，电脑呆子在工作站没命地
工作情景会一一浮现在眼前。苹果、惠普、英特尔等公司成功的例子会使人
们感到兴奋，会使人们看到一举成名、富甲天下的美好前景。当时作为中国
硅谷的发源地中关村也具备了自己的社区系。其中在这片土地上最令人关注
的就是至今与科利华、网景、柏安等公司紧密相联的颐宾楼，在这座楼里，
留下了许多创业者的足迹。
现在，你看到颐宾楼，它与你的想象却不尽相同。如果你第一次驱车前
往，你很容易错过，即使你身在“中国的硅谷”腹地，你还会问：颐宾楼还
有多远？这实在不足为怪。对那些不熟悉中关村的人来说，颐宾楼差不多是
隐形的。它与“中国硅谷”这四个字相差甚远。“中国硅谷”是一块理想之
地。在这里，创造新的科技奇迹、一夜之间成为豪富已经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般的高科技天堂。联想、北大方正、用友、科利华、和光、同创等企业不断
努力开发出的技术和生产出的产品，已经让你感受到了只要你看看这里的生
活，就会知道远非如此。
海淀区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位负责人曾经对我说，中关村的众多公司在创
业之初为了取得较好的经济利润，就到颐宾楼去送传单，去联系客户。“两
通两海”有过这样的奇迹，北大方正、联想、用友也做过同样的事。当然，
在这些群体之中，令人感慨万千的却是用友的创始人王文京与苏启强。创业
之初，王文京与苏启强为了能使用友从一个Baby 成长为“中国的微软”，他
们就白天骑着自行车去拉客户，晚上回来编程序。尤其是在拉客户的过程中，
有时到了颐宾楼，见门是锁着的，他们就把宣传单从门缝里送进去，然后回
去等着，直到客户回来看到了宣传单之后再与他们联系，用友的这一做法为
用友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务软件厂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颐宾楼的一位副
经理说：“在当初，只要带你走进一间平平常常的房间，尽管你看到住在这
里的人衣着随便，但他们却是来这里购买电子产品的，有的人却正在研究着
很有可能将要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技术。”
颐宾楼为什么会成为众多商家的青睐之地呢？据颐宾楼的经理说，“在
80 年代末期，从外地来的客户，他们大都落脚在颐宾楼，这里包含着两种原
因，一是中关村在80 年代末期已经具备了电子一条街的特征，客户留宿颐宾
楼有利于联系厂商；二是颐宾楼在无形之中已经形成了中关村各电子厂商的
联络点。在它的外表下面也可以称得上是外地客商进入中关村的‘心之所愿
的理想之地’。”
的确，颐宾楼平静的外表之下，它却以一种新的状态在催生着中国信息
产业的成长。所有人争取那种无以言尽的财富和名誉的抱负正在为之添柴加
火。瑞星公司董事长王新在启动中国的杀病毒软件市场之前，曾经与颐宾楼
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
1989 年10 月，王新进科海农业部推销科海汉卡。不领工资，推销一块
挣100 元。王新选了中关村最好的五个位置代销，但过了一个月，也没卖出
几套。
王新一看这样不行，就盯上了颐宾楼80％以上来中关村购电脑的旅客。
“我每天早早吃完晚饭，抽好几根烟，思想斗争好半天，看着表，到了7 点，
我就蹬着自行车到颐宾楼。拎着一个包，躲开服务员的眼睛，一家一家敲门
推销。”王新得到的最多答复是“出去！出去！”。
为增强目标性，王新把推销时间推迟到了10 点以后。“服务员下班了，
只剩下看门大爷，我递上烟，拉上关系，然后，翻看旅客登记录。”
第一笔生意下来，“我想大哭一场，太不容易了，我不知道自己心里到
底是高兴，还是悲伤，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王新推销汉卡的时候，有人问他有没有微机？有没有打印机？什么价
格？王新开始说没有，只推销汉卡，后来王新说有，客户问什么价钱？王新
不知道什么价钱，就反问客户需要什么价钱，客户问两万八行吗？王新说得
回去商量。记下配置和价格，第二天，王新开始到中关村的满大街去商量了。
“我就是这么学做销售的”。王新的这段经历正如美国硅谷问题专家迈克·梅
隆说：“局外人把硅谷看作一个成功故事，而实际上它是一座坟场。失败是
其最大的特长，每一个失败的产品或企业都是一种教训，储存在人们的记忆
之中。我们不仅不指责失败，有时甚至尊崇失败，我倒真的希望看到在企业
家的简历中有一个失败的记录。”但我们更愿意看到在经历挫折与失败的过
程中汲取教训。
1990 年5 月2 日，王新用科海轻印刷世界的名义在中关村颐宾楼租下两
间房办起了公司。颐宾楼房租一年一交，王新找到经理好好地恳谈了一番，
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