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都认为，周代的聚落形态为城邦制。“国”基本就是一个城状聚落。周围是农地，农地外则是“野”。“野”中有散居的“野人”。他们常常屈服于“国”的影响之下，但不一定受其直接控制。“国人”居住在以国为中心的聚落之中，一般白天到农地里干活，晚上回来，很少进入“野”的境地。（这当然是一个极为简单化的概述，容后细论。具体参见宫崎市定、杜正胜、赵世超的著述。）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孔子的时代和生活空间（2）
在这种格局中，每个聚落居住都相当密集，总人口有限，是个相对封闭的“面对面”的世界。一个聚落常常就几百或上千个人，大家生老病死全在一起，彼此知根知底。在这样的社区内生活，孔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因为聚落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你，聚落外的人则不可能知道。到了孔子时代，农业技术迅速提高，人口增长，把各“国”隔绝起来的“野”渐渐被开辟，被并入“国”的直接统治之中（具体见“道千乘之国”的［研究］）。这样，过去不相往来、自我封闭的社区，开始彼此接触。不同地方的价值观念有了碰撞，利益有了冲突。有些国在这一经济扩张的过程中先声夺人，使自己有了吃掉别人的能力。结果，列国急剧扩张兼并，上千的国最后仅剩下十几或几十个大国。“领土国家”渐渐浮出历史的地平线。国大了，人的社会活动区域也大了。“国人”的个人生活空间从狭小的“面对面”的社会，渐渐变成了一个主要由陌生人组成的“背对背”的社会。
在这样的时代，恐怕也有个“知识革命”吧。人们不断面对新事物，凭本能在自然状态下生活或仅仅遵从习俗而行为已经不合时宜了。“学”则包括理解新的东西。孔子面对这样的变局，和老子非常不同。一般习见总认为孔子保守。但在那个时代，肯“学”的人，而且“学”了后还要“习”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派人物，是孜孜以求者。他们即使是出于传统的巫祝集团，也属于能把巫祝之术中的文字技术创造性地转化为“治道”的开拓者。按最保守的观念，你看别人怎么过自己就怎么过，不用多动心计。老子就喜欢“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但孔子领着学生在那里刻意用功不说，甚至还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看他在家乡外还认识那么多人，怎么像个因循守旧的“老实人”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确实要复古。只是复古也有能动和被动之别。孔子显然属于能动型的。他意识到，“礼”所代表的传统秩序的其内在价值，经过数代传承，人们仅仅习惯性地遵守，并不问其背后的意义（这大概是“习而不学”吧）。如今，社会发生激变，习俗开始解体。传统秩序要能生存下来，就必须有人能把在习俗中存在的、未经反省的价值理想挖掘出来。这些价值无法“生而知之”，需要不断地“学”和“习”。孔子是“入大庙，每问事”的人，非常好奇。他周游列国并不仅仅是传道，也是学习。而像他这样的人，也形成了跨国的集体认同，于是有了远方的“朋”。“朋”字两“月”并立，有平等和同侪之意。生活在江户时代的伊藤仁斋，正逢当时的文人集团开始打破地域和阶层之限制、通过儒学而获得集体的认同，所以他特别能体会孔子通过“学”而获得同道的快乐。他的《论语古义》在“有朋自远方来”一句下评论：“其学足以被乎远，则君子善与人同之志得遂，而足见我德之不孤，何乐如之！”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为人所知与为人所用（1）
为人所知与为人所用：孔子与韩非不同的人生观和政治理想
“有朋自远方来”一句明明讲被人知道的快乐，下面一句突然又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语态从主动变成了被动，实际上表达的是生活态度从主动变成了被动，颇有“蛇足”之感。这一转折应该如何理解？我以为，此句正好体现了孔子在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动中的另一面，即他对突然扩大的社会空间和机会的警惕，以及在这种变动中隐隐的挫折感。
如上所述，随着列国疆域的扩张，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频繁，社会空间顿开，个人立身出世的机会大大增加。孔子这一“学而时习之”的阶层，更是奇货可居。有些得以穿梭于列国之间，兜售自己的才用。对于那些有野心的人来说，拼命追逐别人的承认，是获得梦寐以求的权力和财富之关键。所以，有时人为了名声会走到疯狂的程度。
《韩非子》中著名的“和氏璧”的故事，就表现了这种疯狂。这一故事载于《韩非子》卷四《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氏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刖足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之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王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则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不论矣。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伍什，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之法术哉？此世所乱无霸王也。
《韩非子》中这一段的大意是，楚人和氏发现一块含玉的石头（玉璞）而献给国王。国王请专家鉴定，称其不过是块石头。国王大怒，说和氏欺骗而砍掉他一只脚。等这位国王死了，新王即位。和氏再献玉璞，结果同样，新王砍了他另一只脚。等第三位国王即位时，和氏抱着玉璞在山中痛哭，泪尽而泣血。国王听到后，派人来问：“天下被砍了脚的人多得是，怎么偏偏你这么悲伤？”和氏答：“我悲伤的不是我的脚，而是宝玉被说成石头，忠贞之人被说成骗子。”国王让人把玉璞切开，得到了其中的宝贝，于是把这块玉命名为“和氏之璧”。
韩非接下来一段议论说，献玉璞是如此之难。如今君主对法术的需求，并不如对玉璞的需求那么急迫。况且群臣士民都出于私利而敌视法术。那些怀抱法术的人之所以还没有被杀戮，只不过是他们没有像和氏一样把自己的宝贝献出来而已。君主如果使用法术，那么大臣就不会玩弄权力，君主的亲信也不会卖弄自己的价值，流民都老老实实地回到田地里耕种，周游四方的士人，也都冒着生死之危在战阵中为君主效力。所以，法术对这些群臣士民而言是一个祸害。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怎么能够排除大臣们的反对意见、不顾老百姓的诽谤，而听有法术的能士的意见呢？结果，有法术的人，到死也不肯把自己的学说讲出来。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为人所知与为人所用（2）
接着他举出吴起、商鞅的例子。吴起告诉楚悼王，楚国的传统，是大臣的权力太重，分封的贵族的权力太重。这些人对上制约了君主的权力，对下欺压百姓，这是贫国弱兵之道。不如在第三代时收回分封的贵族的爵禄，废掉百官的贵族等级和待遇，精简不急需的官位，任用干练之士。可惜悼王仅实行了这些政策一年就去世，吴起随之被肢解。
商鞅则教秦孝公以“五人为伍、二伍为什”的军事系统组织社会，其中一家犯罪，伍什中的各家都跟着连坐同罪。他烧毁诗书，严明法令，杜绝私人的托请和“后门”，以国家的需要为准则来兴劳役，禁止臣民出国谋求官位，提高农民和士兵的地位。孝公执行了这些政策，君主的地位有了保障和尊严，国家也随之富强。但是，八年后孝公去世，商鞅也被车裂。
韩非最后总结：楚国不能行吴起的政策而陷于危弱混乱的局面，秦国执行了商鞅的政策而富强。这两个人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这是为什么？因为大臣苦于严明的法律，百姓厌恶国家权力。当今之世，大臣贪图自己重要的地位，百姓安于混乱的秩序，这比秦国、楚国当年的习俗还严重。如果君主没有悼王和孝公那样贤明的鉴别能力，有法术的人，怎么可能冒着吴起、商鞅那样的危险，向君主进献自己的学说？这也是世界混乱而没有霸主的原因。
韩非在这里明确地告诫统治者：君主的利益和其所统治的“群臣士民”的利益是相反的。法术是帮助君主控制“群臣士民”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