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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和“习”合为一体，形成习惯甚至仪式性的节奏，并自得其乐，是孔子在这里的基本教诲：懂得一件事情还不够，还必须反复操练，必须把懂得的东西融入自己生活的韵律之中；否则就是自以为懂了，真到应用时才发现没有掌握，用我们中学老师的话说，就是学到的东西“还没有成为自己的”；或者懂了的东西和自己真实的生活不发生关系，懂了也没有意义。这一点，从事过竞技训练的人都知道：你即使把动作要领理解得非常透彻，但不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还是掌握不了，“懂了”的东西和你的竞技生涯也就不会发生太大关系。我一位上过体校篮球专业的朋友告诉我：美国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并不神秘；他的一位同学，已经把乔丹的上篮动作琢磨出来了。我听后不禁失笑：琢磨出来有怎么样？你场上用一个给我看看！琢磨出来是“学”的过程。但是，学而不习，学了也没有用。所以，“学”虽然是达到“知”的必经程序，但也仅是程序之一，中间还要经过“习”，那就是训练。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学”与“习”以及人的“道德习惯”（3）
“习”之重要，还可以从现代文的“习惯”中来了解。历代注疏家多把精力花在“学”上，《论语》中论“学”确实也比较多，结果对“习”有所忽略。这里，我不妨就亚里斯多德的相关论述，讲一点个人的体会。中西古典学术之间，相通之处甚多。我读古希腊哲人的著作，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脑海里常常出现孔子的影子。我想孔子如果真有机会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贤哲聚谈，肯定会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叹。我们如今放着种种便利，很容易接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如果读《论语》时对这些视而不见，实在是辜负了“好学”的孔子。
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两部《伦理学》中，细致讨论了美德的两种形式：智和德。他认为，要达到这两种美德，都非要通过学和习不可。在他看来，人的素质潜力有不同。有人是美德的材料，有人不是。但是，即使对于是美德材料的人而言，美德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就智而言，要达到任何一个领域的智，比如成为一个智者，或者雕塑家，都必须进行长期严格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否则技艺无从而来。就德而言，仅仅明白是非是不够的，道德上的完美需要通过“道德习惯”来培养和发展。在这种“道德习惯”中，人最终可以达到幸福或者充实的生活形态。这在孔子那里，就是“乐”，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则叫eudaimonia。这种“道德习惯”，和“学而时习之”或者曾子接下来讲的“吾日三省吾身”是非常接近的。通过这种习惯发展出来的美德，使你会本能地对突然面临的挑战做出正确的反应。孔子后来说：“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踰矩。”在这里，他把“从心所欲而不踰矩”看成是他所达到的人生最高境界，比“知天命”还重要。这里的“从心所欲而不踰矩”很类似于亚里斯多德的eudaimonia，即一种充实幸福的生活形态，是人类生活的目标。如前所述，到达“知”的境界，关键的一个程序是“学”，而要达到“从心所欲而不踰矩”，恐怕“习”要更重要些。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习”的原因。
总之，在孔子这里，“学习”是一个高度理性化、操作化的过程，一点也不神秘。孔子讲“学”、讲“习”，但很少讲“悟”（比如在“吾十五而有志于学”那章，细述自己的心灵经历，不提一个“悟”字）。“悟”是一种宗教经验，而孔子思想则有“去魔化”之倾向，躲开“怪、力、乱、神”。他即使讲“思”和“省”，也是在“学”和“习”的框架中进行的。“学习”是教育加训练，不是祈祷，不是打坐。孔子及其门人能把“学习”作为自己的志业，在那个时代有特别的意义。这一点，对照“绝圣弃智”的老子就能比较容易地了解。在老子看来，乱世的根源，苦难的种子，都是因为人变得聪明了、狡猾了，知道挖空心思占别人的便宜了。换句话说，人更“好学”了，也就学坏了。不比过去，人们只凭着本能活着，彼此无扰，和自然秩序为一体。所以，老子要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则表述了相当积极和进取的人生。
综上所述，此句大致可以平淡地译为：“学习而不断地操练，难道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这里需要指出，古人有把“时”解释为特别的时辰者。比如《说文》就说“时，四时也。”《王制》讲“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更有说“时是日中之时”者。那么，“时习之”是否是指某种定期的仪式化的学习行为呢？这虽然不可考，但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非常有规律。儒家的修身其实非常严格，有着近乎仪式化的节奏。这大概也是儒家最接近宗教的地方。可惜，这种仪式化的修身，对现代的中国已经是很陌生了。
把“学”和“习”合为一体，形成习惯甚至仪式性的节奏，并自得其乐，是孔子在这里的基本教诲：懂得一件事情还不够，还必须反复操练，必须把懂得的东西融入自己生活的韵律之中；否则就是自以为懂了，真到应用时才发现没有掌握，用我们中学老师的话说，就是学到的东西“还没有成为自己的”；或者懂了的东西和自己真实的生活不发生关系，懂了也没有意义。这一点，从事过竞技训练的人都知道：你即使把动作要领理解得非常透彻，但不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还是掌握不了，“懂了”的东西和你的竞技生涯也就不会发生太大关系。我一位上过体校篮球专业的朋友告诉我：美国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并不神秘；他的一位同学，已经把乔丹的上篮动作琢磨出来了。我听后不禁失笑：琢磨出来有怎么样？你场上用一个给我看看！琢磨出来是“学”的过程。但是，学而不习，学了也没有用。所以，“学”虽然是达到“知”的必经程序，但也仅是程序之一，中间还要经过“习”，那就是训练。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孔子的时代和生活空间（1）
老子和孔子都处于激烈的社会变动之中。在他们以前，先民确实还生活在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战国策·赵策·襄文王下》中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其实三千家大概也是后人的猜想，在当时恐怕凤毛麟角。按一家五口算，三千家就是一万五千人口。我们不妨参照一下欧洲的历史。在不包括俄罗斯的欧洲，人口一万以上的城市在公元800年时也才七八十个，到1000年时才增加到110…120之间。伦敦和巴黎的人口在十一世纪初才两万到两万五。（PaulBairoch：117…119。）一个容纳一万五千人的城规模不凡，在远古时代即使有也非常稀少。宫琦市定根据《战国策》这段记载进行了具体的估算：所谓三百丈的城，指周长三百丈，如果以正方形算，一边七十五丈，约现在的225米，其大小相当于一个普通的运动场（也许应加看台）。其周围有比之大十倍左右的城下镇，城下镇周围又有城郭环绕。城下镇有居民三千家，也就是一万五千人左右。（宫琦市定：1993：3。）不过，这种最大的城在什么程度上存在，还有待考古上的证据。大城不过如此，小城就更可想而知了。根据《后汉书·郡国制》所引《帝王世纪》，尧以前的“神农之地”，有“建万国而定九州”之举。后来国数日减。殷初有三千余国，周初为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时尚有一千二百国。这些国又大多集中在中原狭窄的地区内，每一国的人口数量，当然就非常小了。进入战国时代时，仅剩十几国而已。这些具体数字当然不能全信。但大致描述了一个列国兼并的过程。其中春秋时代（公元前770…476年）兼并最凶，国数一下子从一千二百降到十几个。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正好生活在春秋末年，目睹了这一过程最急剧最惨烈的兼并阶段。
所谓“国”，狭义的解释就是一个被城墙包围的“城市”，或者一个有防御工事的聚落；广义则可能是个聚落群，并不是当今我们理解的领土国家。领土国家对境内的土地人口有直接控制，直到春秋末期乃至战国时代才成形。“国”则以聚落为中心，其城墙绝不是边界，因为城外还有大量农地、牧场。不过，“国”对周边地区并没有直接控制，土地没有全部登记，山川林泽不禁，疆域也未必很清楚，最多有个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已。春秋初期上千个国大都集中在中原一带。每个国所影响的地域自然狭小。国与国之间还有荒野间隔，彼此往来不多。国之统辖范围内亦有独立的封地。如《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封其弟于京，大夫祭仲进言：“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意思是根据先王的制度，大的封邑其城不能大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封邑则不能过五分之一，小的则要在九分之一以下。如今京这个地方已经超越了法度。可见，大的国是由大大小小的聚落所组成。各聚落也常常是自治的。宫崎市定、杜正胜等学者都认为，周代的聚落形态为城邦制。“国”基本就是一个城状聚落。周围是农地，农地外则是“野”。“野”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