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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力正当化，“二体论”就首先应用在那些主教和大主教乃至教皇们的身上。这个“二体论”最基本的根据，是耶稣基督本身的二体：他的一个身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另一个身体则与上帝合体，是不死的。依此类推，从主教到教皇这些教会的权威也是一样：他们的一体是个人的肉体，会自然死亡。但是，他们另有一神圣之体，代表着上帝和整个教会，是永恒的。作为个人的肉体消失后，蕴涵于其中的神圣之体则会转入另一个继任的肉体中。这样，宗教的组织秩序就会永恒地存在下去。Kantorowicz提供了几幅图片生动地展示这一观念。比如，坎特伯雷大教堂的HenryChichele大主教和Wells大教堂的ThomasBekington主教的墓中，都以雕塑的形式表现着两层棺木中的遗体。上面一层，是一个穿着主教盛装的遗体，甚至躺在那里还双掌合十地祈祷，好像是一个活着的人。下面一层，则是一个干瘪半裸的遗体，或者说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死人的尸体。（见图）显然，上面一个身体是永恒的，下面一个则是慢慢会腐烂掉的。
在另一方面，神圣罗马帝国崛起后，其皇帝也试图按照罗马帝国原来的版图重新统一世界，并和教皇展开了政教之争。在此期间，皇帝及其支持者们要在基督教的精神秩序之内把皇权合法化，就必须将之神圣化。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圣经》中提到有两把宝剑：一是司铎（神圣）的（sacerdotal），一是世俗的（secular）；而且并没有明确哪把剑更高。皇帝握有世俗之剑统治了世界，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上帝的意志。所以，君权神授、皇帝权力来自上帝的神话也就渐渐被创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皇权派借用了教会的一系列象征符号，创造了皇帝二体说：一个是会死的俗体，一个是秉承基督精神的圣体。后来地域国家兴起后，这一套也很快被国王们拿去把自己的权威正当化。这种二体性，在一幅路易十四的漫画中也表现得活灵活现。前面是一个国王盛装的空壳，代表王权的政治符号；中间是秃头的路易十四，即他作为凡人的身体；后面则是一个盛装国王，二体合一。（见图）这幅漫画，虽然具有强烈的讽刺性，但也生动地分析了王权的构成。
“法律中心的国王”，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庭的对抗在所谓“授职冲突”（InvestitureConflict）中达到高峰。罗马教庭在早期势力不济时，或是经过皇帝或国王的认可来任命主教，或是充当承认皇帝或国王所推举的主教候选人的橡皮图章，甚至教皇本身也为皇帝所任命。到了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VII）则声言罗马教皇不仅有权任免主教，而且还可以废免皇帝，剥夺了俗权在地方主教任命上的发言权，引起了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冲突。先是亨利四世废了格列高利七世，但格列高利七世立即以牙还牙，宣布废掉亨利四世，并将之革除教门。最后亨利四世暂时屈服。这一胜利，使教廷有了帝国气象，迅速集中权力，发展出等级森严的官僚式组织系统，急需复杂的统治技术来进行管理。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神学与宪政之路（2）
于是，教廷越来越依赖于从罗马法的原则和技术中发展出的教会法。在另一方面，试图恢复罗马帝国荣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特别是腓特列一世和二世，格外注重用罗马法来将自己的权力正当化。这一诉诸法学理性的竞争，引起了罗马法的复兴，使十二世纪成为“法学赶超神学”的“法学世纪”，有了“凯撒既是法律之父，又是法律之子”的学说。而这个君王为法律父子之说，其实暗示了神学模式中的“二体论”。腓特列二世一方面试图把自己说成是法律的源泉，是高于法律的，另一方面又表示他的意志屈从于理性，也就是法律。当时的神学家和法学家都普遍认为：法律是上帝赋予人间的秩序。皇帝或国王是这一权威的领授者。他一方面是“活的法律”，一方面要屈从于自然法的理性之下。
罗马法在十二世纪的复兴，和世俗君主的崛起并行，成为强化君主的绝对权力的工具。“法律中心的国王”，自然具有强烈的专制主义倾向。不过，在当时人们的概念中，成文法不管多么复杂完备，还是在自然法之下。自然法带有一种天授的神性，代表着理性的秩序，不以国王或皇帝们的意志和存亡为转移，国王或皇帝们也应该自愿地屈从于其之下。只是具体的成文法是国王或皇帝们的权威所制造的，又在他们之下。然而，英格兰有着独特的宪政传统。到了十三世纪，英格兰强烈地倾向于将国王不仅置于自然法之下，而且置于成文法之下：成文法毕竟保存了自然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国王没有不遵的道理。著名法学家Bracton解释说，国王之所以被承认是上帝的代理人（vicarofGod），就是因为他表现得像神（God…like）一样。这就要求他屈从于上帝和他自己的法律：“国王必不能在人之下，但要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为法律制造了国王。”
这一“法学革命”，转化了中世纪的封建关系。封建领主与其封臣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个人的纽带。国王在开始时也是在这种个人纽带的网络中生存，属于领主中的一个，其权力属于私权力。他最初作为国王的合法性，在于他是一个符号或者平衡各派力量的砝码，维持了“国王的和平”。各路领主诸侯，通过名义上承认他的权威，获得彼此息兵的口实，免得在无休止的冲突和争斗中两败俱伤。不过，这种“国王的和平”非常脆弱，往往是各方面力量达到均衡之时暂时妥协的产物，王国的力量则经常不及最大的贵族。一旦力量的均衡打破，战争就又会爆发。然而，到了中世纪中期，一些渐渐加强了自己的权力的国王，借助“法学革命”，重新把“国王的和平”以罗马法的精神正当化，把自己打扮成法律的源泉、秩序的源泉，私权也就成了公权。这就产生了“以法律为中心的国王”。
我们在这里不妨总结一下：“法律中心的国王”的成立，是基督教神学和罗马法汇流的结果。罗马教庭首先把教皇、大主教和主教们赋予二重人格：此世的凡身和彼世的圣体。这一语言，也被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拿去，于是有了“皇帝二体论”。其他俗权跟着效仿，又有了“国王二体论”。在这一基础上，统治世俗世界的法律又被介绍进来：君权神授，皇帝或国王（其实也包括教皇）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虽然成文法体现了皇帝或国王的意志，但在成文法之上的自然法，则是指导皇帝或国王在人间制定和执行法律的神圣理性，皇帝或国王只有在自然法之下，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在英格兰的宪政传统中，则更往前推进一步：既然成文法是在自然法的神圣理性的指导下制定的，国王的权威也必须在成文法之下。这样，俗权在合法性上渐能脱离神学而自立。“法律中心的国王”照样具有双重人格：一个是法律之下的凡身，不仅会死，也会犯法，要受法律的制约；一个则是法律的化身，代表着永恒的秩序。有人则干脆把这样的“国王二体性”归结为王者和法律的二体。
到十三世纪时，经过“神权的俗权化”和“俗权的神权化”这两个潮流的激荡，教会和帝王彼此借用对方的象征性资源来武装自己，基督之神性和罗马法（以及派生出来的教会法）的理性都成了他们合法性的基础。在此之后，这种合法性的构筑就向另一个面向拓展，即统治者个人和被统治的集体的关系。这一拓展最初的动力还是来源于基督教。1302年教皇BondifaceVIII在Unamsanctam诏书中宣示：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神学与宪政之路（3）
“信仰注定了我们相信唯一的教会……没有他［教会］将没有救赎……他代表着一个灵性的身体，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颅，上帝则是基督的头颅。”
由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之说就渐渐成了普遍的信仰（我个人相信，教皇此论深受古典学术的影响。因为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在讨论城邦政治时，就把城邦比作一个人，把各类公民比作这个“人”的肢体，开了西方政治哲学的“身体性”的先河，且留待后述）。我们必须注意：中世纪人对教会的理解和我们非常不同。在他们心目中，教会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并不仅仅指活着的基督徒，而且还包括已经死去的和未来的所有基督徒，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普世的包容性。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所有的信徒救赎，圣餐也吃的是基督身体。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和所有信徒都是一体的。
这一观念，迅速世俗化，并被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所借用：国家就是国王灵性的身体，国王则是国家的头颅。在英格兰，这一概念更被宪政化：国王的身体，是他的议会和臣民的总和。这样，就诞生了“政体中心的国王”。国王的两个身体，一是他的凡体，一是他所代表的政体和人民。这个政体的权力，要被议会来行使。在许多场合，国王的一体是王者本身，另一体则是议会。这也就为君主立宪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日后西方的民主政体中，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占据的职位（office）分得清清楚楚。政府官邸的主人有时如同走马灯一样地换，但一切井然有序，变动只能突显这个官邸本身永恒的权威和尊严。
这里我必须澄清，我绝无意把“国王二体论”以及宪政制度和现代民主简单等同。我只是说，“国王二体论”在特殊的历史因缘中，成了英格兰宪政主义的主要精神资源，客观上使后来的民主发展变的容易了。要知道，即使在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民主制度的理想也早已随着古希腊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