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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衬衣，笔挺的西装，中式的gentleman们聚在一起时，空气里便弥漫着似有若无的古龙香水。夜色霓虹，长长短短的旗袍，发蜡精心修饰过的乌亮卷曲的头发们，踩着高跟鞋，从细细长长的弄堂里出来，在路灯下拉出一个绰约的身影。百乐门舞厅里的绅士、交际花们在铁藜木地板上点着一圈圈华尔兹，派拉蒙的电影，喇叭花口的留声机压上密纹唱片，夜上海，夜巴黎，在满城荡漾的奶香里，完成东方的梦幻之都。 可是这样欧式开放，不设防的上海，没有人想到，它其实也有过一道纯粹中国式城垣围就的历史岁月，也有过一段正宗、地道的江南水乡，虎头布鞋，青砖瓦房、河浜密巷、年年抬着城隍老爷大巡游的绵长往昔。 南京路、北京路、汉口路、福州路，条条通向黄浦江边的马路曾经被一、二、三、四的数字排列出来，并分别领号冠名，肇家浜路、洋泾浜路、方浜路，这些带着河浜名字的马路，老一辈人依昔还记得它们的确是填浜筑成的马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上海还有过一道符合古代县制要求的城墙。如果寻找上海的历史，或许我们便可以从这里开始。
墙，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哲学或者心理学的范畴来审视，那么它可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是，置于历史的范畴，墙，更多的是一把记忆的锁匙，是时间的现实存在，也是人们在怀想岁月时最富有情感的一个风景。如果说还有什么建筑能把我们放进时间的机器里，那么风雨栉沐的百年城墙便是最好的例证。以色列的“西哭墙”，成了这个民族历史的唯一实物见证，多少年来，以色列人将它视为民族家园的佐证，无数人在墙下怀念、祈祷。而对于心怀齐家治国平天下志愿的中国人来说，城墙，便是家园，城门失守，便是覆巢之下再无完卵。城墙曾经是我们家园的最初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安然优游的阳光生活的保障。而在时间的另一面，它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美好理想的阻隔与束缚。 公元1267年，南宋咸淳三年，上海建镇，开始派镇将驻守，因镇地处“上海浦”西侧，即今南市区小东门十六铺的岸边，故名上海镇。我们今天所谓的上海滩，其历史原点即是当年的上海镇。元初，因为吴淞江上游淤塞，航道难行，于是，类似现代海关的“市舶司”由原青浦“青龙镇”迁至“上海浦”附近，于是，上海浦，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澉浦并列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上海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发展机遇期，由华亭县的一个海口渔村，一变而为商贸重镇。“蕃商云集”，“有市舶、有榷声、有酒肆、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亡廛、贾肆、鳞次栉比。。。。。。”（唐时措：《建县治记》，转引自弘治《上海县志》）。1292年，元代至元二十九年，上海正式设县，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出现在大元帝国的版图上，延续至今，上海的历史其实已有七百多年。上海历史文化最肥沃的一块土地，无疑就是上海镇和上海县的起点古城厢，一个圆圆的城墙围成的古城镇。它便是上海文化的发源地。 按中国城市等级制度，县城是可以修造城墙的。但是，在建县后的261年里，上海一直是一个没城墙与城池的县城，看起来更像一个散落的自由聚居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海偏安于海滨南蛮之地，古来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反而是中原逃荒避灾之人的隐居场所。“广积粮，高筑墙”，城墙的功能主要是军事目的，防外族入侵，内部叛乱。上海很少打仗，很晚才看见兵匪，所以城墙非迫不得已才造起。而另一方面，当时的上海人“以海营生，素习武艺，并不惧海寇来犯，加之当时库藏空虚”（《上海志》），所以都认为无筑城必要。 虽然没有城墙，但近200年的时间里，上海的生活始终是宜人的。完全是田园城市的样子：河上有桥，浜里有船。水是活水，城是青城。上海人乐于家乡的田园生活，不愿离家远游，即便贵为国子监祭酒的陆深，最终还是怀想着“莼鲈之思”，倦游思归，辞官回沪。有诗描述当时的上海：“望中城郭故依依，乔木千章水合围。风动海门闻鹤唳，鲈鱼正美客南归。”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到明朝中叶嘉靖年间便结束了。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筑城（1）…（图）
元末开始，日本九州的封建诸侯、大名等纠集武士、商人、海盗，勾结中国沿海奸商、恶霸、海盗坐地分赃，在后者的指引下，不断骚扰我国沿海富庶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中叶起，朝廷政治日趋腐败，直接的后果便是海防松弛、边境空虚，因此倭寇有恃无恐，上海地区深受其苦。自嘉靖三十二年夏到三十八年，倭患历时六年之久。 历史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中国海盗王直的引导下，倭首萧显率数百人突袭嘉定、宝山。登陆后一路烧杀到上海县，劫掠满载而去。不久又聚众数千，连舰数百，蜂拥而来。上海一带倭寇络绎不绝，民无宁日。从四月中到六月末，倭寇五次焚掠县镇，一时居民死伤累累，县镇半成丘墟。” 历遭劫难，上海吏民才开始警醒，决意筑城御倭。上海有史以来的这第一道城墙，实是中华民族人性的象征，天下本没有墙，缘于来犯之敌，才不得已以垒墙防卫。从清代《上海县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县民筑城之心之坚，之踊跃，真可谓众志成城，没有真正的切痛深恨，不足以让众人自觉的几近倾家荡产来修这道城墙。且短短只用了三个月，便垒起一道长九里，高二丈的城墙。史料记载当时人们筑城的情景： 吏民竞相资助，县学博士王相尧拆屋捐地，倾家财助役；顾从礼捐粟4000石，助筑小南门；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梅氏捐田500亩、银2000两，拆屋数千楹，助筑小东门，故小东门又名“夫人门”；贡生张津不仅散家资助役，还亲自参加筑城，“手口尽瘁，遂病不起”（清同治《上海县志》）。上海民众踊跃担土运石，“畚插云集”，登高历险，“百堵偕作”（万历《上海县志》）。农历十月动工，至十二月一座城池便拔地而起了，“落成之日，四民欣喜”（潘笠江先生文集））
与中国“天圆地方”概念不同的是，上海城是个圆形的，泥土垒成，以县衙（今巡道街）、文庙等为中心。四周开门六座：东为朝宗门（大东门），南为跨龙门（大南门），西为仪凤门（老西门），北为晏海门（老北门）；朝宗门以北为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以东为朝阳门（小南门）。另有三座水门：肇嘉浜横贯县城，因此在东西与城墙相交处的大东门与老西门设门二座：方浜在小东门附近入城处设一座。从城门分布看，明显集中于东南沿黄浦江地带。三座水门都与环城壕沟相通并接通黄浦江。濠宽六丈，深一丈七尺。城墙上建有敌楼二座，雉堞三千六百余个，箭台二十所。海防同知罗拱辰后来又在四门上增筑敌楼四座。城东北小东门附近要害处还增筑三座高层箭台：成军台、制胜台、振武台，以利远眺黄浦江一线及浦东敌情。 如此上海完成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由城墙、护城河、雉堞等防御工事构成的正规城池。有了一道“雉堞巍峨”“金汤之固”的屏障。县城与四野隔开，成为一座规模初具、兼有政治和经济双重功能的中世纪城市。这座城堡的方位，就在今天的中华路、人民路环围的原南市区中心地带。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筑城（2）…（图）
城墙的建立，是上海县民抵御倭寇的开始。墙建成后不到一月（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萧显又率数千倭寇来犯，在袭击了浦江中的崇明水师后，溯江而上，直逼小东门。围城十八天猛攻不已，并登上城外高处民房俯瞰城中。气焰极为嚣张。刚到任不久的首任海防佥事董邦政登城，命神枪手在城缺处毙敌不贷，死守城池。倭寇攻城不得，大掠四郊而去。且贼心不死，分据下沙、新场、柘林、周浦互为犄角，企图长期扼城。其中柘林一地最多时倭匪达二万余众，频繁袭击松江府城及川沙、南汇等地。 当年冬季，明朝廷调浙江参将、抗倭功臣俞大猷为金山副总兵，镇守金山卫，加强上海地区抗倭力量。从此，一董一俞，拉开了上海历史上的抗倭史志。次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是上海地区抗倭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年。三月，倭寇三千多人从海上围攻上海县城。董邦政出城迎敌，于浦东陆氏园斩杀敌首，大获全胜，上海军民士气为之大振。四月，俞大猷等率军攻敌不备，在王江泾擒斩倭寇近二千人，柘林寇巢为之一空，此捷即成为御倭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胜仗。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海盗徐海重据柘林为巢，五月徐指引日本大隅、萨摩倭舰五十余，从吴淞突袭上海。时董邦政正率兵离城剿倭，防守空虚，形势危急。全城缙绅商定出库银二千重赏招募勇士守城。倭寇昼夜攻城不下，最后于十八日夜绕道西南偷袭，幸好被民夫杨钿发现，急唤城中防守，城上即刻弹如雨下。倭寇不敌退却，退下时正值大潮，于城下壕沟中溺死无数。此后倭寇再未光顾上海县城，退到海上的余寇又被俞大猷全歼。1556年便成为倭寇侵犯上海的最后一年。到嘉靖三十八年，长达六年之久的倭患，终于在上海灭绝。
倭寇来犯年间，一墙之隔，上海县城内、外，换如天壤。城外沿海数百里几经劫掠，满目疮痍，昔日繁华地尽成瓦砾。而城内居民，凭藉在抗倭进程中不断加固、修复的城墙及增筑的城防，并军民齐心协力得以保全。城墙换来了一方居民的安宁生活，成为人们生存与家园安全的重要防御保障。明万历年间，当地又以巨石相垒，取代了原先版筑的泥墙。 倭患去除后，侍御史秦嘉楫在南宋上海镇顺济祠的遗址万军台上重筑三层高的丹凤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