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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拆城（1）…（图）
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后，城墙作为安全的屏障作用已基本丧失。城市的格局有了天壤之别。一墙之隔，城墙外原本是荒地的城北区已成为灯红酒绿，充满诱惑的租界，并日益扩展成近代大都市，而城墙内临江繁华的县城，因为十六铺码头货运量年年增长，人口不断激增，小县城内原本婉转曲折的街巷、小弄变得越来越局促，不便了。原本稀疏的小街已经盛不下两辆黄包车，人车拥挤的街道开始让这里的居民感到了烦躁。城内的各行各业与城外租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往返县城和租界人流量也剧增。而城墙由于年代久远，城基砖泥不断垒积，仅一丈四五尺高了。城门低矮，经常拥堵不堪，“车马既不能行，行旅苦不方便”。城墙已经成为县城经济发展的阻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空间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城外的广阔空间更有利于商人们施展拳脚，而狭隘逼仄已无发展余地的县城却导致越来越多的商人挟资本外逃。“南市外濒黄浦，内逼城垣，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城市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上海县续志》）。
于是便有人酝酿拆城事宜。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上海道台袁树勋及两江总督周馥都表示赞同。第二年，袁树勋授意绅士姚文领衔禀告上海道台，恳请“拆去城垣，环筑马路”。新任道台支持了这个谏议。但是一些保守的商民却坚持“古物不可动”。认为城墙可“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徐珂《清稗类钞》）。他们成立了“城垣保存会”，并电请两江总督禁止拆城。由此便产生了拆城派和保城派之争。 争议多年后，光绪三十三年，士绅董曹骧等出面调停，提出了不拆城墙，但增辟城门，好让车马入城通行。但效果仍然不大。于是第二年，再也坐不住的总管市政的总工程局召集城内拆城、保城两派绅商，在学宫明伦堂内开会，专议拆城一事。拆城派代表李平书、姚文等列举了拆城筑路三大作用：一可使上海交通、商业大发展；二可阻止法国人侵略扩张；三可一劳永逸，造福子孙。而保城派则依然竭力反对拆城，但他们情知“理论不足以取胜”，便换以武力抗衡“情势汹汹”，威胁对拆城派人“飨以城砖”，于是会议一哄而散，无果而终。拆城被搁置，增辟门之议则经督抚两院批准。宣统元年（1909年）新辟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福佑门（新东门），并增高拓宽宝带、朝阳、晏海3门。至此上海共有10座城门，但并未根本改变拥挤闭塞局面。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拆城（2）…（图）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李平书、姚文等拆城派又重提拆城一事，并召集了南北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在救火会大楼开会。李平书强调拆城有利无弊，认为“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2000多名与会者一致赞成，无一人有异议。姚文等随即呈文苏、沪都督及上海民政长，强调为上海商埠的兴盛，“非亟拆城不可”。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书以上海民政总长身份批复呈文：“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1912年1月15日《时报》）。之后上海市政厅设立城壕事务所负责拆城事宜。1月19日正式开工拆城，先拆除城东道署东首及城南救火会前两处城墙，然后从城西北顺城而拆，城壕下埋设瓦筒，作为阴沟，在填壕基础上修筑环城马路。期间，一些城壕租户拒不迁让，并组织“保产公会”阻挠拆城，继而要求缩窄路面，使工程一度停顿，结果小东门城基到丹凤路一段路面被迫缩窄；北侧城壕邻近英国士兵坟地，英国领事要求改道，最后以“让路换地”了事，工程才得以继续进行。大境阁下30余米城墙及现在妇幼保健院内30余米墙根未拆除。民国2年6月北半圈筑成马路长850丈，名“民国路”（今人民路）；第二年冬南半圈筑成马路长800丈，名“中华路”。路面从中线划开，外半边属法租界，铺以长条石；里半边属华界，铺以碎石。 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被陆续拆除了。
从最初的散居地到垒墙围城，到最终拆墙破城，回到原初的散居状态，历史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而上海这座城也由最初的一个南市区核心原点，不断外扩，成为了全世界都不敢小觑的“东方明珠”。700年，再没有一道城墙能挡住这座城市走向世界的步伐。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外在的城墙来保卫我们的自由与独立的家园，在一个地球日益化为村落的时代，只有当年上海县民筑城时爆发的奋争之心，才能使我们永久地维持这座城市的繁荣与优雅。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游客身影（图）
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永远是一只迁徙的鸟，哪里有可觅食的绿洲大陆，哪里有可栖息繁衍的空间，哪里就会有落地生存的巢穴。 这里要谈的是“人” 黄昏，走在黄浦江岸，海关钟声一遍遍地敲响在浦江两岸星星点点的院落中。细长的紫霞路两边，石库门的天井里，石阶已经凉如水，夜风袭来，还能听到近岸传了一个世纪的“呜呜”汽笛长鸣声。白天狭窄而吵嚷的院落枕着这长长短短的汽笛声渐渐睡去了。只有蟋蟀在远处依稀唱着歌，还有已经被瞌睡虫蛊溺过的打更人时高时低的梆音，以及梦里飘来的桅子花、白兰花的香。。。。。。 夜色初上，穿过过街楼，在半私密性的南市豆市街吉祥里支弄中，竹榻、折叠小木桌已经三三两两地从红漆门里被陆续搬出，摆在被水冲过煞清的水门汀上，进行一天中最惬意的仪式吃晚饭与饭后的“山海经”。江边的风丝丝地吹来，弄堂里白天积着的暑气渐渐地淡去。男人在五加皮与霉干菜、臭冬瓜里，打开红灯牌收音机，姚慕双、周柏春正说着宁波方言，还有洋泾浜英语，听得相邻的几户饭桌都忍不住笑得喷饭。隔壁苏州阿姨正与她的双邻小山东及广东阿姆讨论着老大祥、协大祥的绸布价格，过几天该给出嫁的女儿准备的床被，而“橄榄头”“胖头鱼”“小眼睛”一干小毛头们正龇牙咧嘴在在学着《七十二家房客》、《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某个角色。
穿过花衣街、篾竹街，敦仁里、棉阳里长大的小孩，溜出里弄，不需多长时间，就集合去了热闹异常的豫园、老城隍庙，拿几个角子吃一碗小混饨、烧卖，看看各色小摊上奇奇怪怪的货品、小人书、西洋镜，古的、旧的、南方的、北方的、外国的都有了，年年看到，日日翻新，小小年纪已经都见怪不奇了。 这些当初由城墙围起的上海县民们，他们从全国18个省，乃至全世界飘来这里，一时聚在此处，过后又移去他方。都说上海人查家谱，查不到两代就已追到另一个省市去了，老上海人如此，新上海人依然如此。海客就这样代代相传着同一个世袭的遗传密码。 在一拨拨走过这片老城厢弹格路的海客身影中，你时而能望见去天主堂拜谒的东阁大学士徐光启，时而能望见豪宅遍布上海，被人称为“潘半城”的豫园主潘恩，时而还能在紫霞路68号门前望见瞿秋白的长衫背影。 海纳百川，乡音杂陈。上海，何德何能，招引了天下的巨贾名流、平头小民？翻过厚厚的上海史志，一个深信不疑的答案，说出来像某位经济学大师对房地产投资的永恒法则：“location， location， only location”。是襟江带海的地理位置，让上海一次又一次地被选择，被推到了历史的潮头。因而一年年地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旅人、商人、过客走向这个城市。
拂去历史的烟云，漫步于即将消逝的南市豆市街的窄弄里，人已迁去的空房外，还能看到瓜藤缠绕着的石库门眉雕，以及在都市内不多见的几丛生草。因为历史将要翻出新的一页，因此，一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这条条小弄，道道石库门，这一整块沉淀着上海历史的园地里，究竟有哪些人来过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一脚踏进这座城墙后，是怎样的生活过了？又如何改变了这里，乃至整个上海滩？南市老城厢的历史不是上海的全史，但却是上海最长的历史，在南市历史层层叠叠中生活过的“海客”，不能代表整个上海人的特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