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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了一位穿着“南京布”的长裤的纨绔公子，可见中国手工织造的土布影响之大。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集市（2）…（图）
由宋至明，正由于不断地普及推广，上海县及其周边的松江府棉纺织业日益兴盛，产量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松江棉布在全国声誉鹊起。叶梦珠《阅世编》：“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松江府志》载：松江人“俗务纺织，他技不多”，所织的精线绫、三梭布、绫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吾乡所出皆切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明代，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外地商人纷纷到松江来收布，布商挟重资而来，白银动以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以致明代的小说，如《金瓶梅》等，都有到松江贩卖棉布的情节。松江棉布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棉布贸易在上海的南北贸易中有重要地位。是形成上海南北贸易频繁，“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原因。南市的花衣街就是当时专营棉布生意的交易街。 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上海港已形成多条航线：北洋航线、南洋航线、长江航线、江南内河航线以及海外贸易航线。所谓的南洋、北洋，是指古代中国一直沿用的称谓，南北洋的界线其实就是长江。古代习惯上将长江以南的洋面叫作“南洋”，长江以北的洋面叫作“北洋”。
南北洋的海面航运条件是不同的，北洋水面多沙洪，海水处于低潮时，沙滩露出海面，给海上航运带来不少麻烦和困难，因此航行于北洋的海船大多设计为平底浅船，而不是南方的尖底船。平底船吃水浅，能在沙洪中航行，一旦被搁浅，船也不会翻掉，可以等潮水上涨时继续航行。所以，这种适宜多沙海面航行的海船就被叫作“沙船”。 广东、福建、浙江人所用的蛋船、鸟船、三不象等南洋航线上的海船，由于不适宜去到北洋航线，每次都需经十六铺码头换为北运的平底沙船不可。而运营沙船为主的上海船帮，基本不参与南洋航线。包世臣《海运南漕议》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 海运的客观阻限，就这样为上海创造了绝好的北运垄断机会，由此沙船商成为了上海县城中的暴富群体。到清代，沙船业一直是上海县城内最兴旺获利最丰的产业，它不仅带动了南北贸易，而且形成了海内少见的巨大的南北贸易的集市十六铺。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业兴起（2）…（图）
至迟在南宋后年，上海的沙船业已经相当发达了。沙船业的暴富其实是与漕运密切相关的。元朝建都北京后，元帝为把在南京和临安掠来的大批宫廷档案、图书、珍宝运往大都，派投靠元朝的朱、张二人，承担此次海上运输，从此开辟了沙船承运官方货物的航运任务。由于元朝建都北方，而中国的主要产粮区都在江南，官方的皇粮每年都必须从江南征收，再将大米运往北方，这种米被称为“漕米”，承运漕米叫作“漕运”。于是，适合北方沙洪航运的沙船成为承担漕运的主要船只。几乎垄断了北洋航线与“漕运”的货物海运任务。所以自元代而起的漕运使用沙船运输后，极大刺激了上海沙船业的发展，同时又促进了上海港的兴起和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唐时措在《上海县学记》是谈到宋末元初的上海时描述上海当时的盛况：“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亡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也正是因为此，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由原来的一个小镇升为上海县。其中沙船和海上航运、贸易起到了关键作用。 明代，朱元璋登基后，一纸海禁令贯穿了整个明朝，所以上海港也随着沙船航运业衰弱而衰退了。海上漕运也改道为运河漕运。
清康熙中年颁布“弛海禁”令，放宽对近海航运、贸易后，才发挥出沙船巨大的货运能量。上海船商仍是以北方贸易为主，使用的仍是沙船，但随着造船技术的改进，承载能力比元代已经强许多。由元代的载重1000石（50吨）发展到3000到4000石之间。据记载，乾隆年间上海有沙船3500条左右，年运输能力在30万吨左右。 道光初年北运河淤塞，枯水季节连小船也难通过，江苏的漕运委托上海沙船商号海运，开始了漕米海运的回归。当时规定“每运粮一石，给水脚银四钱，且载时每石加耗米五升，卸载时以平斛收”，即规定每运一石漕米，商船可得四钱银子的运费，同时，每运一石（约160斤）的漕米，商船可得五升的损耗补贴（约3％）。以一条载重3000石的沙船为例，运一船漕米，商人可获4（钱）×3000=1200（两）的白银和5（升）×3000≈90（石）的粮食补贴，而沙船在顺风时一年可往返4次，即仅漕运一项，一条沙船即可获利4800两和大米360石，所以漕运改为沙船海运后立即得到沙船商的拥护，也给上海沙船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道光五年（1825年），江苏巡抚到上海，在大东门老白渡建立了“江苏海运”，具体负责海上漕运，仅此后的一年中就有1526船次的沙船，共计装运糟米1429000石，白粮81500石从上海出发，平安抵达天津卸货。 漕运是最大的货物运输，只要有船就保证有货源；同时，在没有承揽漕运之前，由于上海发出的货物少而北方运入上海港的货物多，所以必须有一部分船空驶北方，承运漕米后填补了上海货源不足的缺陷，使沙船南北航运均为满载。据当时的估计，一条载重3000石的沙船年收入在7000两以上，而当时“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见闻读笔 。 海运南漕议》）。也就是说一条沙船一年的利润可购置一条新船。 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记载“上海港内35003600”号沙船的总资本，少说也有三千百万两白银，可以算得上当时全国最大的资本了。”而这些沙船有一半集中在十余家沙船号中。于光远先生的曾祖父郁松年（泰峰）和曾伯祖父郁彭年（尧封）就是上海郁森盛沙船号的创办人。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中华第一埠（图）
从元初朱清督造六十多只沙船起，也许没有人会想到它会繁衍到3000多只的硕大规模，康熙解禁令后，历史统计，上海港年进出船只达到约1。4…2万艘次，货运量50…60万吨。清代上海港的规模已达到相当程度。港区主要在大、小东门和大、小南门外沿黄浦江一段，港内货物的装运则集中在南码头、董家渡和十六铺。从大小东门至南码头一带数里长的黄浦沿岸，都已成为各有其主的泊岸码头，宽敞的码头与巨大的货栈占据了整个河岸。 如果以现代港口的商贸格局来看，大吞吐量的港口，一定伴随着的是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清开禁后的上海港也不例外。十六铺就是这样伴随着沙船带来的南北物流交汇而形成的商贸与物流中心。又因为沙船业的大流通与巨额物贸的特点，众多沙船号子的交易与物运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撑，因此带来了近岸钱庄业的迅速崛起，上海县城内遍布一地钱庄，于是老县城就成了当时的金融中心。又是因为沙船的物流交汇，带动了整个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而各行各业的发展又汇集了南北各地的人流、物流、财流。人气、财气就这样集聚在了这个上海港。 乾嘉时期，“南北物资交流，悉借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上海所有百货而去”。沙船贸易就这样促进了上海商业的繁荣，城外东南隅一带“店铺栉比，万商云集，百货山积，人马喧阗，万头攒动，摩肩擦背”，形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各行各业在此汇聚：南北货、水产类、粮食杂粮油饼行业、水果行、药材、桐油等，每一个行业类别因为聚类销售之因，几乎都会遍布一整条街，于是在县城内便形成了很多特色街，街名也以所卖的货而定，如豆市街、花衣街、篾竹街等，闻名便知所售货物。
与船只本身有关的附属服务行业在十六铺也很发达，经营铁锚、铁链、绳索的铺子在十六铺也很兴盛，近十六铺码头就有一条铁锚弄，专门经营上述产品。另外一大批因船而起的挑夫、水手等脚力市场也遍布十六铺一带。十六铺真成了一个五方杂处，热闹非凡的东方大融炉。 十六铺作为上海出口基地，因为出口量大，政府专门在此设有海关，称作“南海关”，据说南海关的规模比租界一带的“北海关”还大。可见十六铺市集之巨。 明和清初时期，上海城墙里的街市，是江南二等城市的传统工商业格局，到城外东南的十六铺兴起后，一时成为县城外的闹集。这里聚会八方移民，各地方言杂呈，广东、福建、宁波、山东甚至东西洋语，都在这里交汇，生意兴隆，人口密度高于城里。当时有“一城烟火半东南”“商在东南”十六铺的称谓。 到道光年间，上海县已由最初的5条巷发展为“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而在县城东南方形成的第一个大集就是棉花交易市场。历史记载，城东南隅，每年八九月份，比户列肆，捆载通海，“市往莱阳者为子花，售洋商及闽广、汉阳、关东诸口者皆棉花，岁不下数万。”近港的棉花交易市场由此形成，并使县城东南一带成为当时上海最为繁盛的地方，县城的东南一带其实指的就是如今的十六铺及董家渡一带。沙船的号子都集中在此，各地运载的南北货物也在这里集散，行号、店铺林立。商业的发展，自然引起了城市格局的变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