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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内姆巧妙地以文字和语言作为反叛的工具，改变了60年代以来盛行的进攻性方法，她的魅力、口才和有教养举止与原有的“妇女解放者”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而让人容易接受。大多数反叛性的妇女，将那些有权同意批准和对女权运动给予适当法律权力的男性大人物不屑一顾，这些充满敌意而又行为乖僻的妇女异端分子试图通过形神兼备的反抗行为来改变现有制度，而不采用使男性当权者能够明白的有说服力的方法。斯坦内姆则与他们不同。
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神情激愤，成为叛逆的异端分子，偏向于使用挑衅手段和无政府态度来惹人注意，以此改变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她们试图触及现有制度的神经，引起现在状态的混乱，许多人还不时地炫耀自己的同性恋和非正统生活方式来惹人注目。斯坦内姆则聪明得多，她凭借女性魅力引起端坐高堂者的注意，正如莎士比亚在《尤利西斯·凯撒》中精避阐述的那样，摧毁已有比摧毁绝无要容易，斯坦内姆别具一格地通过与当事者交往和约会来引起某方面的变化，这是她许多同盟姐妹所不屑一顾的。
斯坦内姆决心改变不平等制度，但同作决心在现有制度可接受范围内完成这一目标，因而她成为有影响的统治集团可接受的反对者，斯坦内姆的力量正是在于她明显的异性意向、有教养、中产阶级，对那些反对的权势人物来说适可而止的态势。而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就缺乏这种“适可而止的人格”，无法让她们的压迫者认可，她们选择敌对性，而非平等性的战斗态势。很显然，人们难以改变自己不明白的东西，也无法与自己毫不同情的人交流，斯坦内姆对现有制度中的人物及问题看得很清楚，因为她比她那些挑衅性的姐妹相比与普通大众更接近相似，她最后的成功是因为她具有同情男人的能力，她争取随时实现的平等和权力，而她的姐妹只是提出需要。变化往往是演进而成，而非一举革命的结果，因而，格洛丽亚比她大多数气势汹汹的姐妹更能作为社会改变和变化的促进者载人史册。
那些男性权势人物即使不赞成斯坦内姆的主张，也还能认可她，而他们无法接受大多数同性恋、无教养的女权主义领袖。斯坦内姆的“正常”举止使她能够在这些变化得以产生的地方得到认可，因而她能为女权主义争取到许多有利变化的实现。这种才能及其被所谓的男性权贵认同，却使斯坦内姆不断受到女权组织核心分子的仇视憎恶。她的女性魅力在70年代中期反过来成为她的羁绊，她的吸引力和适可而止的举止，成为内部女权领导层离经叛道者激烈反对的行为，她们一直看不惯她在男女两个领域应付自如的能力，从来不让她进入她极想进的运动领导层。
斯坦内姆的创造天才来自她在妇女运动领域社会变革的贡献。就妇女权力而言，她对世界的美好变化起着关键作用。从某些方面讲，她是个自我奋斗的女性：从不在公司母体中工作。她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崇拜自己的自由，拒绝承受压力或成为任何固定组织的一份子，斯坦内姆谋生途径很多，先是作为《纽约时代》、《魅力》、《女士家政杂志》等的自由撰稿人，她是权贵名士们出色的采访人。她做过《先生》、《纽约》杂志的编辑，以后又是《女士先生》的编辑，她还是这份杂志创建人之一。斯坦内姆与贝拉·阿布朱格，贝蒂·弗里丹和雪莱·切索姆一起，还是“妇女行动同盟”的创始人，她还写了四本书，为各类女权运动和少数民族事业游行、宣传，还帮助几次总统政治竞选活动，她成为创造活动可靠的旋风人物，这使她成为一个创新天才。
斯坦内姆的事业成功得到认可的标志是她在1972年被《麦考尔》杂志封为“年度妇女”，1983年又被列入“美国十大杰出妇女”。斯坦内姆是第一流幻想家，妇女权力的开拓先锋，如果要推选1993年“年度妇女”，非斯坦内姆莫属。90年代时她为吉尼特·雷诺，希拉里·克林顿的脱颖而出起着推进作用，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使女候选人成功地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州长和参议员，她使社会在思想、选举和功能作用方面发生变化。斯坦内姆无疑是典型的女创造天才。
职业背景
在印度完成一年奖学金学习后，斯坦内姆第一份工作是独立研究服务部的助理主任，这家在波斯顿的组织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这成为斯坦内姆在70年代被人议论的话柄。在这工作后，斯坦内姆在1960年来到纽约市，开始写作生涯。她第一篇文章是在《先生》杂志上的“贝蒂女生的道德两难”，文章最后一句声称：“避孕药物发展的真正危机，可能是在妇女角色变化加剧的同时，没有相应的男性对这种角色的态度变化”。斯坦内姆当时还不是女权主义者，而仅仅是一位有社会良知的思想犀利的采访者。
在60年代早期，斯坦内姆成为纽约一位自由撰稿人，专门采访社会名流，这一角色成为她最后充当向社会权贵提出妇女问题角色的最好训练。斯坦内姆采访这些人，为《先生》、《魅力》、《时髦》、《纽约时代》、《世界主义者》、《麦考尔》和许多其他刊物写文章，她的风度、魅力、知识性修养和迷人的气质，使她在需要敏捷思维的采访领域大获成功，她专访了芭芭拉·史苹珊，杰姆斯·鲍德曼和约翰·列农，与许多她采访过的权贵名士交了朋友，保持缉常联系的人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纽约市长林德塞。
斯坦内姆在60年代初为花花公子俱乐部写了标题文章，这是她首次向性别歧视和女权问题领域发起进攻。她的故事“我是个花花女郎”发表在1963年而现已停刊的《电影》杂志上。其中揭示了色情主义的环境使花花女郎不得不起作用。斯坦内拇指出这一事实，色情女郎们生计窘困，受到客户和介绍人的双重剥削。斯坦内姆在1963年写了第一本书《海滩论丛》，是部描述太阳崇拜艺术的没多少意义的作品。1964—1965年，她又为NBC写剧本《那便是那样的一周》。到了1968年，斯坦内姆发生了根本的哲学观改变，从轻松的电影界转到严肃的政治问题，克莱·福克给她一个周性栏目“城市政治”，为他自己的新杂志《纽约》提供稿源，这成为斯坦内姆最终转成政治行动分子的渠道。为了给自己的栏目搜集情节，而不是有意寻求激进内容，斯坦内姆参了一个名为“红筹股”的纽约妇女解放小组，她们正筹划抗议1968年纽约阿尔巴尼的流产听证会，这种人类的痛苦经历是她终生的创痛，她说她第一次认识到这是“制度”问题，而绝非“个人”过失。她说：“我曾一直认为我的个人问题和经历是自己造成的，不属于更大的政治问题的一部分”，她的顿悟使她认识到黑人、印第安人、女人和移民工人所受的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斯坦内姆的顿悟使她将新闻宣传与政治行动主义相结合，她不久加入在加州穷人队伍的移民工人组织西沙、查维兹，是政治行动主义者法律保护委员会和共产主义者安杰拉·戴维斯的财务管理人，支持美国圣尤琴斯·麦卡锡为争取196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的暴力运动、支持作家诺曼·麦勒竞选纽约市长职位。其后，斯坦内姆写了篇文章，“黑权之后，妇女解放”，发生了从倾向阵营成员和“知识型鸡尾背景女性”，转变为有报复行动的女权运动领袖，斯坦内姆新交的朋友有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和雪莱·切索姆，妇女行动主义分子和作家贝莱·弗莱丹。
1971年7月，斯坦内姆与阿布朱格、切索姆和弗莱丹一起组建全国妇女政治政策委员会，鼓励妇女竞选政府职位。她随后又成为妇女行动同盟的创建人，这是安置非白种人非中产阶级男女与社会、经济中歧视作斗争的机构。斯坦内姆的领导地位这么快地立足是由于她多方面、高层次的形象，就事论事进行写作、演讲和组织运动。1971年《新闻周刊》称斯坦内姆是“集美貌、优雅和成功于一身的解放女性”。在70年代早期纽约流产听证事件时，一位修女和14个男人为一个妇女是否应该允许对意外怀孕进行流产来论证，而没有一位当事者女性被邀请在听证会上发表这一纯粹“妇女问题”的意见，这触及了斯坦内姆的痛处，她挺身而出，出来代表那些想流产或已流产过的妇女的利益。斯坦内姆自己在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去印度前流过产，她从不愿提及自己生活中这一隐私，但内省性的社会良知使她勇于暴露自己最深的隐私，听证会首次将她流产的经历公布于众，这使斯坦内姆从情感上和理智上成为成功的女权运动者。
斯坦内姆在大学时期，尤其是她在印度逗留期间，形成了自己社会价值方面的基本观点和信仰。她曾参加了印度社会动乱时期的“激进人文主义”小组。斯坦内姆基本价值是人人平等，使她在60年代时成为公民权益问题热心的“要素主义者”。斯坦内姆的价值从来不曾改变，但她的事业重心在1960年至1975年之间发生了剧烈变化，60年代时期，斯坦内姆的事业偏重次序是：
1．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
2．结束越战；
3．帮助穷人；
4．妇女权力。
请注意，在动荡的60年代她的“倾向阶段”，妇女权利排在事业最后。在这早期阶段，斯坦内姆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直到流产事件出现和70年代平等权力的修改案，才唤醒她这些纯妇女事业的敏感神经，使她把妇女问题列为自己事业的首位，这些事件改变了她的侧重方向。斯坦内姆在七、八十年代具有女权主义们向：
1．妇女在生育问题上的自由；
2．根据妇女传统职业习惯，尊重和平衡妇女事业与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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