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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干部人手一册，战士每班一本。为了便于携带，到1965年8月1日，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选用红塑料作为《语录》的封皮。这就是后来流行于世、常见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但是战士每班一本很不够，大家都抢着看。而当时，毛主席著作又几乎是唯一的学习资料。这时，林彪又发话了，“要多印一些，一定发给每人一本，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从此，中国军队的每一个战士，像拥有一杆钢枪一样，也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出版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带头索要
《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内部发行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当时正是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既然解放军战士人手一册，走到哪带到哪，地方何不仿效呢？于是，一方面，经中央同意，中宣部、文化部在组织班子赶编毛主席语录。后因种种原因未果。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纷纷打电话，发电报，寄信函，联系从部队渠道购买，有的还请求代印。大家都以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引为光荣和自豪。听说，有的小学生因为没有得到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还哭过鼻子哩！
甚至连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索要。最早是朱德同志，这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识、共事40来年的老资格的军事家，在《毛主席语录》出版第五天，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也派人来拿。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三次索要，唯恐收不到，还要求直接送到他的手上。彭真、刘伯承、贺龙、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自己或委托秘书先后要过。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周边的一些省、市也派人登门索取。使得解放军报社应接不暇。
全国人民要求拥有《毛主席语录》的呼声日高。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给地方代印。从1964年5月1日到1965年8月1日，共代印了1200余万册。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中宣部、国家体委等机关也都代印了不小的数目。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写具书面报告，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出版发行总政治部编辑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毛主席语录》。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赶印《毛主席语录》。特别是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形成了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几乎达到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冲出国门，风行世界
《毛主席语录》在祖国大陆发行，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没想到，后来还在港澳和台湾地区出现。甚至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首先是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他们渴望看到并得到这本灼手可热的书。不少港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又直接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
后来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马列主义的政党、友好国家向我驻外机构提出了索要《毛主席语录》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越南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共80多万册。
有些国家因等不及我国翻译的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出版，就自己动手翻译出版。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比利时、印度、巴基斯坦、西班牙、老挝等国家，用24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个版本的《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几乎同样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然而，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任何一件事有开始必有结束。随着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毛主席语录》热戛然停止。红宝书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纷纷落下，最后在人民生活中逐渐地消失。
毛泽东是否赞成《毛主席语录》——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语录》之风如此盛行。此举，毛泽东本人赞不赞成呢？这是人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毛泽东是同意的。有档案资料为证。
其一，1965年12月28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中说道：“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辑6万字左右，现只编辑出一部分，约3万字，给我送来了一份。”这里，很明确地谈到毛泽东本人曾有过编辑语录的打算，而且交代了具体人负责办理此事。
其二，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刚面世，毛泽东就派人去索要。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的态度。
其三，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向军报打来电话，告知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提供《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
其四，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是，历史和个人的需要，使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做法，一次又一次地赞许用多种形式包括用《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个人及他的思想。而且最终将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的林彪推上了副统帅的位置。当然，这不是毛泽东一人所为。
以上足以说明，毛泽东本人当时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揭秘台湾地下党·蒋益文
20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岁月慢慢流逝，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台湾地下党的起源
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隐藏潜伏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记住的是她另一个名字：谢雪红。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是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都有关系。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即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共党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
台湾地下党的虎穴忠魂
在任何一种对台湾历史的叙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后来台湾当局称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谢雪红、张志忠两人却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尽人皆知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当时吴克泰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接受检查时，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