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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在上海打人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吴石是一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他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谋求国民党内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
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嫌，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部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情报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被杀害的台湾地下党
1949年，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被捕。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年2月2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1950年6月lO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英勇就义。
这一年，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台湾地下党的结局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示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作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成长，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台湾党组织在1950年被破坏后，刘青石历经艰辛，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幸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定居。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不时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有的则是冒充。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党史上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随感录】
“克虏伯”大炮的沉思·余良明
在福建厦门的胡里山炮台上，至今保存着一尊一百多年前从欧洲引进的巨型大炮，它就是“世界现存十九世纪制造的最大、结构最完整的后膛海岸炮”——“克虏伯”大炮。据说它已载入“吉尼斯之最”。福建电视台曾经以它为线索制作了一部专题片《春秋克虏伯》，详细介绍了它的来龙去脉。笔者有感于它的沧桑身世，于是重游炮台。“克虏伯”大炮面海倨蹲，引项苍空，倔强而悲愤，固执而孤寂。夕阳残照中，层层涌来的天风海涛迅速地将我们推进到了文化反思的前沿。
中国近代文化史经历了“三段论”：从“太平天国”运动末期开始到“甲午战争”结束时期的“洋务运动”是第一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为第二阶段，“五四运动”前后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恰好对应着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且是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式来展开。厦门胡里山炮台上的这门“克虏伯”大炮，可以说是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过程与结果的缩影。
“克虏伯”大炮是十九世纪德国克虏伯集团生产的一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也是当时先进的物质文化代表之一。清廷引进它是为了“师夷之技以制夷”，达到维护满清政权的目的。于是清政府花巨资购买了三百二十八门克虏伯大炮，万里海防一时间都安上了这种最新式的武器。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高枕无忧，皇图永固了。然而“克虏伯”乃至整个洋务运动所搞的物质文化建设都拯救不了腐朽的满清王朝，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抵挡不住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文化潮流。短短的十年间，装备有精良的“克虏伯”大炮的南北水师，先后“樯橹灰飞烟灭”，均遭灭顶之灾。可见单靠先进武器和物质文化层面的建设是实现不了所谓的“强国梦”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先进的武器、物质文化的后面还要有先进的制度文化（民主、法制、规则等）的支持；不仅如此。在它里面还凝结、包含着精神文化（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世界观、时空观、工作理念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本质规定。这三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术界只是在概念上、理论上为了分析的方便才将它分别为三个层次来对待，实际上是渗透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但由于物质文化往往是以表面上、形式上相对独立的“文化物”（这是笔者杜撰的概念，指“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等人工实体）这样的形态出现的，所以当时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实践领域里将它们割裂开，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妄图在保留帝国“遗体”（即旧制度和旧观念）的前提下来“用”西方的物质文明，这实在是真正的自欺欺人。以文化外延的一个分子——体育中的球类比赛为例：球是物质文化，规则就是制度文化，“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精神文化。“中体西用”说者以为只要把球抱到了怀里，就算胜券在握了，不知也不讲比赛规则和体育运动的精神与目的。因此屡屡犯规而不知，最后只有被罚下场。有识之士如严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牛之体，方有负重之功，有马之体，方有致远之用。未闻有牛体马用、马体牛用之说也。”洋务派被急功近利急昏了头脑，却忘了或故意不提他们的“中学”里有一句连平常读书人都知道的话：“体用不分、显微无间”！数典忘祖，因而牛头马嘴起来。
从实质意义上说，南北水师的全军覆没不是败在外国人手里，而是毁于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下，是“中体西用”说的牺牲品，思之令人悲悯。专制制度必然出腐败政府。腐败政府之下不会有正气之师（这样的军队甚至更腐败）。腐败之气遍被华林，南北水师的战舰事实上早已被腐蚀得锈迹斑斑，焉能不败！奴化的人民难出真的战士。真的战士出于自由的人民。只有自由的精神文化才能培养出自由的人民。由自由的人民组成的军队和国家才是真正不可战胜的！自由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中”之“体”、国之“本”！洋务派舍本逐末、离体求用，不是去“务”自由公民这个真正的“本”和“体”，而只是拉起了一支外表好看的仪仗队。这样的军队只能对内吓吓老百姓，中国人与中国人打打内战而已，对外作战一触即溃。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迫承认，他搞的坚船利炮南北水师等等，都是纸糊的东西，一捅就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花了几十年时间和大量的银子，搞起来的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教民”不仅仅要教怎样开船开炮，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