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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洋务派的只关注物质文化的“近视眼”毛病是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在异质文化相接触、相碰撞之初，为双方的文化主体所关注的焦点必然集中在属于对方文化的表层结构的物质形态的形而下方面，这不足为奇。但“洋务派”之所以眼光狭小到只盯着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坚船利炮”上，除了上述的种种原因之外，似乎尚有特殊的民族心理因素在作祟助长，那就是崇尚“法宝”的心理。“法宝崇拜”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沉重的民间基础。且不说“干将”“莫邪”、“吴刀”“周宝”，中国古代章回体旧小说如《杨家将》里大破天门阵的降龙木、《说岳全传》中岳飞使用的由神蛇变成的“沥泉神矛”、武侠小说里的各种神秘的独门暗器、乃至金庸的“倚天屠龙、”古龙的“七种武器”……等等，都是所谓的“物华天宝”；而“法宝”最多的要数《西游记》，里边神仙妖魔使用的各种“宝贝”更是无奇不有，最厉害的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了。这些都是“法宝崇拜”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同时这些文学作品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心理。第一次见识西方坚船利炮之厉害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那是洋人的“法宝”。而“法宝”是可以用“邪物”、“邪气”去“破”的。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林则徐用尿壶装着女人的尿去“破”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尿壶计”（福建民间传说）。“破”不了就要想办法去拥有。谁拥有了这些“法宝”，谁就能克敌制胜、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了。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洋务运动和“克虏伯”的到来……应该承认，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不能没有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的强大威力也不容低估。但“法宝崇拜”过分夸大了武器的作用，把必要条件当作充分条件，并加以绝对化，从而再也看不见其他条件配合的必要性，再也不会发现和重视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作用，眼光因此变得极其狭窄短小。整个“洋务运动”以“坚船利炮”为目标，以军工生产为中心，举凡矿山开采、铁路修建、架设电缆、乃至开办公司，都是围绕着武器军备而提供的一条龙服务系统。一旦这种迷信心理取得优势，在“军机处”占了上风，无论拥有还是没有“法宝”，失败的祸根就都种下了，因为他把赌注全押在了那“宝”上。一旦“宝物”不灵，这一条龙就像“多米诺效应”一样全垮了。“甲午”战败，“洋务运动”也旋即以失败告终。但“法宝崇拜”心理直到“甲午”战后还在继续。甲午战败后，寻究原因，一般人还都认为是慈禧太后把原定购买“克虏伯”炮舰的军费挪作修建颐和园，而日本君民得知这一消息后则上下齐心协力买下了这艘军舰，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起了决定胜负的作用。其实当时中国的海军从物质力量来说已超过日本，是亚洲第一，根本不差那一艘“克虏伯”炮舰。可以看出，“法宝崇拜”又一次显灵。
这样看来，“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和失败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客观性，因而对于“洋务派”我们也就不应一概苛责。但在一百多年后历史已然昭示明白的今天，在明明知道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是先进文化中更重要、更根本的“好东西”时，如果还有人罔顾人民的进步要求和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坚持新的“中体西用”方针，顽固地拒绝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那么，无论他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辩解说明，都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居心。如果坚持“中体西用”的人关心和追逐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那他们就连“老洋务派”也不如了。
如果说“老洋务派”的“坚船利炮”运动和“中体西用”主张是因为无知和受“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而作出的文化选择的话，那么，“新中体西用论”者所做出的只引进物质文化而排斥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的文化选择就是一场自觉的把中国引入已经证明失败的歧途。
回到“克虏伯”问题上来。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对于“甲午”战败原因的认识，依旧和一百多年前一样，将它归罪于是慈禧太后挪用了原本定于购买“克虏伯”炮舰的军费去修建颐和园。关于慈禧“军购案”的是非得失，下面再说，这里先说说何以会发生这个“军购案”的问题。为何日本能倾全国之力，天皇捐私资、皇后捐首饰，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去购买那艘后来取名为“吉野号”的“克虏伯”军舰？为何中国那笔原定用于购买那艘军舰的军费却由于那位老人的一句话就挪作修园子之用而全国军民竟连一句异议都没有呢？这不正是制度文化问题吗？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中国还是固守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制度下，一个人或少数人拍板决定要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哪怕是“大”错特错的“大”项目，国人也无权过问。
至于说到慈禧“军购案”的是非得失问题，在这里我们真碰到了历史辩证法的吊诡“悖论”了。笔者满怀多重的矛盾和痛苦的心情但又不得不遵循逻辑的理性作如下的冒险推演：假如慈禧当年没有挪用那笔款子而是购买了那艘军舰，就能保证中国必胜而日本必败吗？以当时中日两国的文化来看能合理地推出上述这个结论吗？如若不能（而这倒是极可能的！），那么与其同样免不了沉舟黄海，倒不如让这笔款子去修颐和园，至少它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美丽的可供后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一笔可观的文化遗产……这有“以成败论英雄”之嫌，但绝无肯定那个老太婆的做法是正确的意思。在面对这个“歪打正着”的事实时，我们的理性和感情均处于失重状态。这个“歪打正着”之举的符号（颐和园）所象征的意味，不知是塞翁失马、祸福相倚之道的隐喻呢，还是和平事业胜于战争的昭示？抑或是上天对我们这个奴化已久的民族的惩戒兼怜悯所动用的一条补偿原则？
“克虏伯”张着沉默的大口，对着碧海苍天，一句“天机”也不泄露……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卡廷惨案：历史不能永久地被掩盖·陈继礼
我国原驻波兰大使刘彦顺在2004年2月北京《纵横》月刊上著文，详述二战期间苏联当局枪杀25000余名波兰被俘军官的所谓“卡廷之谜”，使一桩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空白”越过了“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以见证人的资格，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就在著名作家邵燕祥的《卡廷纪念碑》（收入其《文集一·史外说史》）中看到、随后《羊城晚报》也以《15000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1998年10月23日十六版）有过进一步披述。不过要说完整详尽，还是刘大使这篇长文。他说：“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前苏联人民内政委员会委员长）的报告作出的，后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的为11000人”。即是说把上述两文先后所述的由15000人进而升至21857人，把还遗留的人的数字补上了。刘大使在文中还附有贝利亚关于处置波兰战俘报告的影印件，上面看到经过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此件未见贝利亚签字。＇俄＇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群众出版社）一书中说，贝利亚是个不嗜杀的人。）时间是呈报当天1940年3月5日。此外还附有1992年10月14日俄国总统叶利钦特使鲁·皮霍亚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卡廷事件密档第一卷的副本和一帧当时持赠的合照。这样，“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正是这样，“这件事确定了真正的祸首是苏联”。
卡廷事件之所以产生，有着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不光彩的政治图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亚两洲上空，战云密布，各国在外交舞台上自然尔虞我诈。当时苏联正处于德国和日本西东两面的威胁。为了确保东线的安全，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第2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就“显然是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以中国领土为互相馈赠的供品”（《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的中德日三角》）。在西线，苏联早派出外长莫洛托夫和驻德使馆参赞黑尔格一起与希特勒密谈。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由德国政府代表里宾特罗甫与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正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第2条规定：“若缔约国之一方，与第三国卷入类似战争之行动，则其他一方，即不得对上述第三国，予以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舒宗侨编著第16页中国书店出版）这就等于肯定给予希特勒敢于加快侵犯波兰的步伐。果然，不到一个星期，9月1日早上5时20分（波兰时间），德国立即投入兵力90个师团达100万人，飞机6500架，首先在海尔半岛上空对波兰空军根据地的浦克一带轰炸，发动对波兰的全面侵入。11日华沙被炸17次，成了焦土，16日波兰政府被迫迁往卢布林、丧失指挥抵抗能力，华沙被围。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