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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生决心在德国命运的极端艰难时刻坚守这一命运，一种追求大学本质的意志正是来自这种决断。只要德国学生通过新的学生法案服从大学本质的法则，并且由此第一次明确界定这个本质，那么这种意志就是真正的意志。自我立法是最高的自由。德国大学必须清除那种备受歌颂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仅仅是否定性的，所以并不真实。这种自由主要是漠不关心，意图和倾向任意武断，行动和受命毫无约束。今天，德国学生的自由概念正在重返自己的真理。德国学生的义务和服务，必将从这种自由之中发展出来。
第一项义务是民族共同体的纽带。这项义务使学生们有义务共同担当和共同参与磨练、奋斗，分有所有民族阶层与成员的能力。这项义务将不断地得到巩固，并且通过劳动服务（ｂｅｉｔｓｄｉｅｎｓｔ）扎根于学生的此在之中。
第二项义务维系着这个民族在其他民族中间所独有的荣誉、天命。它要求一种通过知识和能力来保证并且通过纪律来强化的待命状态，做好战斗到最后的准备。将来，这项义务必将作为国防服务（ｈｒｄｉｅｎｓｔ）包容并贯穿学生的整体此在。
第三项义务将使学生同德国民族的精神使命联结在一起。这个民族依靠自己的命运发挥作用，因为它把自己的历史向塑造世界的人类此在力量的强力敞开，生生不息地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战斗。一旦这个民族在其被终极追问的状态之中敞开，这个民族就力求成为一个精神世界。从自己出发并且为了自己，这个民族需要自己的领导者和护卫者提供对最崇高、最宽广和最丰富知识的洞察。一群年轻的学生早早地涉入成人之境，并把他们的意志扩展至民族的命运，迫使自己从根本上为这种知识而服务。他们不再允许知识服务（ｓｓｅｎｓｄｉｅｎｓｔ）成为一种“高雅”职业的盲目和速成培训。因为政治家和教师、医生和法官、教士和建筑师领导着民族一国家的此在，并且在这个民族与人类存在的诸多塑造世界之力量的根本关联中，守护并监管这个此在，所以知识服务担负起这些职业以及这些人的教育。知识不是为职业服务，恰恰相反：职业实现并且管理这个民族关于自己整体此在的最高和根本知识。但对我们来说，这种知识不是平静地关注这些本质和价值本身，而是使此在置身存在者强力的极端危险。一般存在的可追问状态迫使这个民族进行劳作和战斗，迫使这个民族深入各种职业所属的自己国家。
对德国的本质来说，这三项义务——通过民族在国家的精神使命中承担对国家的命运——是同等原初的。这三种由此产生的服务——劳动服务、国防服务和知识服务——同等必要，并且处在相同的等级。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83节 民族的知识
关于民族的知识主动参与了民族，关于国家命运的知识随时准备待命；正是这两种知识同关于精神使命的知识一道，首先创造了科学的原初和完全的本质，我们的使命就是实现这种本质——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服从我们精神——历史开端的遥远命令。
假如我们把德国大学的本质界定为高校（ｈｅ Ｓｃｈｕｌｅ），假如高校从科学之中并且通过科学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那么我们所指的正是这种科学。
这种原初科学的概念不仅仅承担着“客观性”的义务，而且首先在民族的历史——精神世界之中，承担着本质性地和单纯地追问的义务。确实如此——只有从这里开始，才能真正地奠立客观性，就是说，才能发现客观性的特点和限度。
这种意义的科学将成为塑造德国大学团体的力量。这意味着两样东西：一方面，教师和学生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听命于并且继续听命于这种科学概念的主宰。但同时，这种科学概念必须从内部改造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本形式：必须从内部改造不同系科与学科。
一个系科要成为系科，就只能发展成为一种扎根于自身科学本质的精神立法能力，以此把那些逼迫自己的此在力量整合进一个精神的世界。
一个学科要成为学科，就只能从一开始自己投身精神立法的王国，由此拆除那些学科条条框框，并且克服高等教育作为职业培训的陈腐之气和装腔作势。
在许多系科和学科开始踏上征途、从根本上执著地追问自身科学的时刻，教师和学生已经同样被包容在民族——国家此在的相同终极命运和逼迫之中。
为科学原初的本质赋予形式，仍然要求相当程度的严格、责任和非凡的忍耐，相比之下，不管对既定行动方式的有意服从还是狂热变革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说希腊人花了三百年时间才把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放到正确的地基和坚实的轨道，那么我们当然不可以认为，德国大学本质的阐明和展开会在这个或下个学期获得成功。
但是根据已经指出的科学本质，我们当然可以得知一点：只有当劳动、国防和知识三种服务合原初地凝聚为一个塑造性的力量时，德国大学才能获得自己的形式和权力。这就是说：教师的本质意志必须对关于科学本质之知识的广度和质朴保持清醒，并且得到强化。学生的本质意志必须强迫自己进入知识的最高明晰和知识的培养，必须听命于关于民族及其国家的共同知识的要求和决定，并且把这种知识融入科学的本质。两种意志必须准备相互战斗。一切意志和思想的能力，一切心灵的力量以及一切生命的机能，都必须通过战斗来发展，在战斗中获得强化，并且作为战斗而保存下去。
我们选择的是追问者通过认识进行的战斗，并同克劳塞维茨一道宣布：我拒绝借助偶然之手获得拯救的愚蠢希望。
但是，只有教师和学生要比其他同胞更单纯、更坚韧、更朴素地确立自己的此在，教师和学生的战斗共同体才能把德国大学改造为精神立法的场所，并在这个场所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核心，为民族国家提供最高的服务。一切领导必须允许追随拥有自己的力量。但一切追随自身都包含了抗拒。这种领导与追随的本质对立既不可掩盖，也不可取消。
只有战斗才能将这种对立敞开，并在教师和学生团队整体之中培植一种基本情绪。正是从这种基本情绪出发，界定自身的自我确认才有能力把已经决断的自我反省变成真正的自治。
我们究竟意求德国大学的本质，还是根本不意求？我们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全心全意而非三心二意地追求自我反省和自我确认，或者我们是否仅仅——怀着最好的意图——改变一些旧制度、补充一些新制度，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没有人阻止我们这么做。
但是，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经衰亡，西方本身也开始分崩离析；这个垂死的虚假文明也已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都堕入混乱并且在疯狂中窒息；即使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发问：我们是否意求德国大学的本质。
这样的事情是否发生，惟独取决于：作为历史——精神的民族，我们是否再次并且仍然意求自己——或者我们是否不再意求自己。每一个个体都一道做出决断，即使并且只要他逃避这一决断。
但我们的意志是：我们的民族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们意求自己。因为，这个民族哪些超越了我们的年轻力量和最年轻力量，已经作出了决断。
只要我们要在自身中担负起那个深沉和广阔的思想，我们就能充分理解这个新开端（ｆｂｒｕｃｈ）的光荣与伟大。古老的希腊智慧用一句话道出了这个思想：
“一切伟大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之中。”
——柏拉图《理想国》
（吴增定、林国荣译）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4节 大学三问
陈平原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如此惊心动魄的断语，大有来头。据说，普法战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生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百年后的今天，世人争说“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对于康氏此语，当有更深入的体会。如果我说２１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也是大学的竞争，你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吧？若此说成立，近年纷纷出台的大学（这里指的是目前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立”大学）改革措施，值得你我认真关注。
关心大学改革，不只是因为你我都在大学里教书，或者你我的孩子都希望上好的大学、政府机关及工矿企业需要大批合格人才，而是“学为政本”，学术风气与社会思潮的互相激荡，影响极为深远。今天的大学改革，既有内在的发展线索，也缘于紧迫的公众期待与巨大的社会需求。如此内外夹攻，凝聚为一种共识，即通过有效的资源重组，短时间内，建成若干“世界一流”或“国内顶尖”大学。根据这一奋斗目标，各大学纷纷出台自己的改革措施，有直奔主题的，有曲线救国的，也有暗渡陈仓或移花接木的，看得你我眼花缭乱。
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大潮此起彼伏，作为重要的思想库及人才培养中心，大学基本上扮演着观察家与指导者的角色。如今，各行各业都曾发生过的“悲壮的故事”，终于来到了大学校园。依我浅见，大学改革难度大，除了其工作的特殊性（无法衡之以产值，也没有破产之虞），更因各利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