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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评者反批评，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是，并不在乎被批评者有没有反应，更不会把被批评者对批评意见的态度作为撰文出书的理由。而金文明先生却郑重其事地向记者申述了一通“为什么要批评余秋雨的理由”，其中，余秋雨“拒谏”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条理由很煽情，但是，至少有意无意地把注意力引向了“人而非文”。试问，如果余秋雨“纳谏”态度很好，金先生是不是就将这一百多处错误马马虎虎放过了呢？这样，广大读者，特别是莘莘学子们不就蒙“不（明）白之冤”了吗？本来，批评环境的不正常，有人借批评名人而爆得大名，以骂倒一切来抬高自己也是有的，金先生顾忌到这种情况，怕沾膻味，因此解释一番，也属正常。但反过来被余秋雨照出“从咬文发展到咬人”，又好像真有点授人以柄。所以，不仅批评的缺席反映了批评环境的不正常，就是批评的出席乃至热炒，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批评环境的不正常。从金先生的夫子自道，也可以看出我们已经久违了正常的批评，甚至好像把它忘了似的。
同样，余秋雨对媒体所作的答复。有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如要着力于中国文化建设，着重于大的方面等。类似意思，他在文章中也表达过。但这些话，作为反批评似乎不应该由他自己来说。“秦汉雄魂，唐宋风范”中固然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魄，但恐怕也不能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来为自己文中疏漏之处辩护。像“舜逐三苗于三危”，我不知道金文明书中对此是如何批评的，但查《文化苦旅》中《莫高窟》的原文，余秋雨先生对这句话的理解显然是存在问题的。“逐”是“放逐”，而不是“驱逐”。因此，不是“中原大军”到三危山这里来打一仗，把三苗“逐”走；而是舜战胜三苗后，把他们迁“逐”到三危山来。像这种地方，应该坦然纠错，才是大家姿态。但余秋雨先生的过敏反应，也是情有可原的。当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责之以类似“你为什么不忏悔”这种文革拷问式问题，你要不过敏也难。相比之下，我更觉得批评不正常，文坛无是非，或者说余秋雨的公关方面有欠缺———你看贾平凹，写了应该“予缺德以同情，将肉麻当有趣”的《废都》，不臭反香，自有人为他树碑立传，自有人称之为中国颓废主义代表作，自有外国为之授奖。而余秋雨，不管受到正当与不正当的批评，都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孤军作战。我们只有从他的答记者问里，知道有好些朋友关心他、慰问他，为他抱不平。余秋雨的文章再不济，也都是堂堂正正的，《废都》可与之同日而语吗？报上有文章说，本来他很爱看余秋雨的书，后来读了金文明的书，觉得上当受骗，余文从此在他眼里变得一文不值。呜呼，这恐怕也不是金文明的本意吧。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正常的批评呢？
同期《采风》杂志上，还发表了实习记者吴冬琪的“综述”文章《“逗咬余秋雨“之精彩回放》，根据前一时期各地媒体刊载的主要内容作了综合性的介绍。8月4日，香港《明报》以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我对7月28日余秋雨访谈的回应文章《咱俩可以一笑泯恩仇》。我原稿的题目本作“你应该可以这样办”，《明报》在刊发时对文题和部分内容作了删改，现按原稿恢复。转录如下： 你应该可以这样办———读明报《专访余秋雨谈〈石破天惊〉事件》金文明
读了余秋雨先生《我到底可以怎么办？———专访余秋雨谈“石破天惊”事件》一文，
我不能不为这位目前已名扬四海、红遍九州的文化名人的处境和态度，感到深深的同情和遗憾。
诚然，在这篇访谈中，余先生已经没有了6月26日《新民晚报》那篇文章里目空一切、纵横捭阖、故弄玄虚、咄咄逼人的气势，改而使用阴柔委婉、忆苦诉屈的手法，把自己完全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以便博取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稍作分析，就仍然可以看出，他那拒谏饰非、委过于人的本性没有丝毫的改变。一个多月来，在大陆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已经有近万人参加了这场围绕学术是非和如何正确对待批评而展开的大讨论。倾向余秋雨或支持金文明的人，都充分自由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至今还未发现官方有人出来干预或操纵这场纯属学术范畴的是非之争。余先生的许多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限于时间，我这里只能就以下两个问题，作一点粗浅的评述，同余先生商榷。
一、荒唐的类比是一种阴暗心理的反映余先生在“文革”后期曾经表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我想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按理说，他在访谈中应当尽量回避这个问题才对。谁知别人不说，余先生却不可遏止地自己把它提了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只能归之于他的“文革情结”。当年他批判别人时就是怀着这种心态。本来子虚乌有的事情或指头大小的问题，他都可以东拉西扯，穿靴戴帽，无限上纲，血口喷人，把明明属于学术上的问题，硬生生地提到政治高度上来大张挞伐。这种习惯早已成为他的思维定势。因此，在“文革”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有人从学术上同他进行探讨或批评他的差错时，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跟当年的“大批判”挂上钩去。这种习惯和思维定势，别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的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还没有上市，余先生和他的“哥们儿”一看书名就吓得心惊肉跳。他们说：你什么词儿不能用，偏偏要用那个“逗”字？“逗”你金文明这个无名老头也许可以，你怎么竟敢逗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的余大师来了呢？这不是有点热昏了头吗？其实这个书名，我已在《自序》中交待得清清楚楚，那不过是借用了唐人李贺诗中的一句话，并没有不可告人的深意。书中的内容没有一丁点儿涉及余先生“文革”中的问题，全部都是学术论辩。任何读过这本书的朋友，都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非要扯到“文革”的大批判上去呢？我一个无权无势的退休老知识分子会有这个能耐吗？余先生把我说成是这场大批判的策划者，未免太抬举我了吧。
二、围绕着学术问题，就文谈文，就事论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余先生在这篇访谈中，刻意把自己打扮成备受官方孤立和抛弃的人。他说什么自己“只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没有任何权位的人”，“是中国文化界被批判得最厉害的一个人”。“批判者主要是当地人，背后该有官员支持”。“我们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的……好像有很多官员不喜欢我”。老实说，这些话如果不是出自余秋雨之口，我还真的不知道呢！但事实究竟如何呢？余先生是否真的这样孤苦伶仃、可怜巴巴呢？我想只要把他同我十多年来的经历比较一下，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众所周知，余先生头上的桂冠很多很多，连什么××比赛的××评委、××城市的××顾问，他都要去插上一脚，轧一下闹猛，我无法全部列举。就以这篇访谈所提到的两个来说吧，他“八七年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九二年获‘上海十大高教精英’称号”。这两个光采照人的头衔，就全是官方授予他的。而我在名片上印着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编委”、“一九九六年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却是清一色的民间称谓，没有一点官方色彩。相比之下，我的身份可要寒碜多了。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7节 盲目追求‘创造性’
再以出书来讲，他的五本散文集，累计印数已达数百万册，而我的几本，《金石录校证》只印了一万册，17年来没有再版过。尽管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程章灿先生曾指定为他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市场上早已脱销，但出版社就是不肯重印。我主编的《中华古汉语字典》，已作为香港《新四库全书》（电子版）的配套工具书，但至今也只印了二万册。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成书以后，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省八个出版社竟没有一家敢接受出版，最后找到了山西的书海出版社，才算有了婆家，但措辞比较尖锐一点的《自序》（约16000千字）还是被建议换掉了（台湾版已重新补上）。这里不存在官方的干预，纯粹是出版社慑于余秋雨的威名，不敢得罪这位文化名人而对我关上了大门。书出版以后，不少发行量较少的媒体对我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但上海三家主流媒体都视若无睹，噤若寒蝉，好像没有发生这回事一样。6月26日，《新民晚报》终于破门而出，首发了余先生6000字的长文《被“咬”者的回答》，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毁谤。其措辞之尖锐，用心之刻毒，手法之卑劣，激起了社会的公愤。这篇文章已经收入《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附录中，读者不妨找来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余秋雨当时那种傲慢、狞厉、不可一世的腔调，绝不像这次香港媒体采访他时所表现出来的愁眉苦脸的样子。当时，我的一位已经退休的女同学，看了余秋雨对我的诬蔑，气得差点晕厥过去。7月上旬，我亲自到《新民晚报》社找了党委书记、总编辑金福安先生，他才同意发表我的反驳文章，但字数限定在5000字以内。总算让《新民晚报》一百多万读者也听到了我的声音。对于这种比较公平合理的做法，我已经非常感激了。上海复旦大学附近有家民营的鹿鸣书店，为了让我去签名售书，曾请求《文汇报》和《新民晚报》预先发个消息，结果遭到了拒绝。后者还表示，别的书可以，就是这本书不行。至于那份我多年以来不订不看的《解放日报》，直到7月29日还在头版发表了署名王多的吹捧余秋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