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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至于那份我多年以来不订不看的《解放日报》，直到7月29日还在头版发表了署名王多的吹捧余秋雨、攻击我的文章，把余先生抬高到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相提并论的地位，而别出心裁地把我出书拉去跟《拯救乳房》、《有了快感你就喊》之类以叫座书名吸引市场的行为相提并论。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被刊发在《解放日报》的头版。这份报纸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究竟是哪类角色在糟蹋着党和政府的声誉，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认为这是官方的态度。我们上海的市委和市政府有那么多的大事要抓，对于纯属学术范畴的讨论，历来是宽容、支持和不加干预的。王多之流对我的贬损和诬蔑，完全是他利用职权、拉帮结派、打击异己的个人行为，应当由他自己负责。
走笔至此，我不由想起了吴祖光先生在解放前创作的讽刺剧《捉鬼传》。剧中写到捉鬼老手钟馗，被一个名叫齐人的将军鬼吓死了。围观的众小鬼问齐人：“你是用什么东西把钟馗吓死的？”齐人从怀里拿出一个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的面具说：“我就是用的这个法宝。”众小鬼又惊奇地问：“这是什么玩意儿？”齐人答道：“这叫不要脸。钟馗这个老古董，遇到了不要脸，他还会有活路吗？”是啊！学术的探讨和论辩，本来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只要你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合乎逻辑的推理，谁是谁非，是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即便争得面红耳赤也没有关系。争完了，当事者还可以成为互相切磋的朋友。但最怕的就是那些毫无理性的不要脸的角色。他不看你的书，不听你的话，一味地往你头上泼污水，还装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就像王多之类。余秋雨先生还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还在不断地为自己的差错辩护。辩护就是想遮丑，说明他还是要脸的。他跟王多不完全一样。而且由于他是个名人，可能比一般人更加要脸。要脸就好办。他现在面对媒体的批评，发出了“我到底可以怎么办”的哀叹，实在让人可怜又同情。因此，我愿意向他提个建议：不要再去胡思乱想什么官方在支持谁，谁在存心要批判你，根本没有那回事。还是让我寄本台湾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给你（这个版本比较齐全）。请你静下心来好好读一读，把我的观点理理清楚，该接受就接受下来，该辩论或批评的，就写文章跟我辩论，或对我进行批评，但一定要严格控制在学术的范畴以内，就文谈文，就事论事，千万别再牵扯到邪路上去。只要你这样做了，我以后就把发现的新的文史差错寄给你，供你出修订版时作参考。咱俩也可能像郝铭鉴先生说的那样，“相逢一笑泯恩仇”。你看行吗？ （2003年8月4日香港《明报》）
同日，香港《信报》发表记者梁冠丽女士对我的专访文章《从来毁誉不由人》。转录如下：
从来毁誉不由人 梁冠丽
著有《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国内文化界引起轰动的金文明，日前自上海来港短留三天，在香港书展参与《石》书繁体字版的推广工作，为络绎不绝的读者在书上签名、盖上鲜红的印章。这点鲜红与他一身朴素的打扮形成对比———胶框厚片眼镜、化纤料子白色衬衣和深色裤子、因负荷过重致令手挽破烂的手提包———与近年访港的一些国内作家西装笔挺、革履鲜明的形象大相径庭。六十八岁的他虽有遗传性糖尿病，仍然健步如飞，嗓门大、嗜辣、写作时每天要抽三包烟，但这些劲远及不上他要继续揪出余秋雨著作文史错漏的决心。
“向他不可一世的权威思想挑战！”金文明说。他手上仍有六个关于余秋雨的文史错漏要写。他有信心仍然有很多错漏未找出来，文章可以一直写下去，不愁没有题材。然而，《石》书当初要出版社时遇过困难。金文明接洽过八家上海的出版社，“古籍、复旦都是我的老朋友，但都不敢‘碰’余秋雨”，结果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现在简体字版已是第四版，共印行了三万五千册。 拒绝批评引起反感
金文明解释，余秋雨有两个大问题令他锲而不舍地要“咬”他。首先，余秋雨的文史错误之多，他形容为“空前绝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共有一百三十多处文史差错。
“余秋雨狡辩说是排错、校错，但有许多根本是理论的错误，他那‘大文化思考’还有何价值？”他指余秋雨的历史散文的魅力来自文化史实的堆砌，写得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谈‘大文化’就得遵守规则，朱熹怎可以早死一年？雨果未出生又怎能参加法国大革命？人家称他为文化史家，就不可以误导人家”。由于余秋雨有很多年轻读者，“年轻人记得特别牢”，错误的资料记牢了要改就难。“我不聪明，但读的书多，勤能补拙！”金文明说他二十多年来都泡在古汉语辞典堆里。一九六六年，他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碰上文革，六九年到干校，七二年分配到辞书出版社，参与《辞海》修订工作，七九年《辞海》修订版出版后，即投入《汉语大词典》的六年编纂工作。
然而，“由于古代文史面太广，没有人可保证自己不会出错，出了差错，不足为奇”，金文明引出了余秋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态度，他拒绝批评，否认有任何的差错，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这如何对得起读者？……他把提意见的都说成是文化杀手，不管意见对不对”。他指出余秋雨这种不认错的态度十分罕见。他曾在语言学家王力的《诗经韵读》中找到一百多个汉语音韵的错处。王力写了六封感谢信，又向金文明说明，书是文革时期写的，当时年纪大、眼睛不好、没有助手帮忙，许多书不在手头，于是抄错、记错了。金文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章太炎全集（五）》中也找到一些标点和断句的差错，“对某个文史典故不熟悉，标点就会有错”。朱维铮建议金文明把找到的差错写成文章在报刊发表，早日纠正错误，因为《章太炎全集》何时再版不得而知。“我对他说，我要写就写你的风格。”金文明很佩服朱维铮这种负责任的风格。《咬文嚼字》杂志曾刊登过十多篇指出王蒙的文史差错的文章，但其中有一篇的批评是错的，杂志主编郑重向王蒙当面道歉，王蒙大方地说：“提错了也可启发思考。”“这是大家风度！”金文明赞叹。 可再抓一百个差错
说到这些前辈的风范，“跟余秋雨相比，气不打从一处来！”金文明说，若要他停止再写文章公开批评余的文史差错，“他必须真诚表示愿意接受意见，认真地看看我的书；无可辩驳的差错（如朱熹、雨果的生卒年份）必须在其著作再版时改正过来；其他的，可以讨论”。这样，他继续找到的差错，可以直接交给余秋雨，不用再写成公开文章。
《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书以外国文化为主题，但金文明自信不难在其中“抓他一百个差错”，他已开始搜集资料。此外，他指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中，就错误地把一些人归入流放者的行列中。这将是他下一篇文章要讨论的。金文明写了一首诗赠给余秋雨：
十年苦旅三春梦，秋雨霜风百炼身。我有一言君记取：从来毁誉不由人。他认为余秋雨这十年来经营的名誉地位只是一场梦，却炼就拒绝批评的金刚不坏身，然而，自古以来，招来的无论是毁谤还是称誉，都不是别人决定的，而是自己造成的———文章写得好，自应获得称誉；文章有问题，却拒绝意见，就惹来批评了。 记者 梁冠丽
同日，香港《信报》开始连载著名作家戴天的长篇学术散文《创新的把戏》。戴先生学养深厚，博闻强识，述古道今，谈联论诗，情文并茂，妙趣横生，偶尔涉及鄙人鄙作，亦深得我心。转录如下，以飨读者。 创新的把戏 戴 天
二十年前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有一函致青年文史爱好者（见一九八三年五月《文史知识》）。函中有些内容，似乎也可以“解答”金文明先生一连四日在《信报》与余秋雨先生论辩所指出的一些“疑惑”，兹引如下：
“……史学界有几种风气不太好：一是文章里的‘新见解’，不是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后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存心要发表一种‘创新’的见解。文章里的议论都是为这一‘创造性’的见解服务的，不问是否确有所据。二是喜欢搞大题目。由于题目太大，论证很难做到稳妥严密。即使有所得，也难免有所失：结论就不能取信于人。三是喜欢论这个、论那个，你说这个人坏我要说他好，你说这件事进步我要说他反动，如此等等，通篇没有什么有力的论据，从头到尾都是空论。
上面虽然分列了三条，实际可以归并为一条，就是务虚不务实，违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人写文章不是为了博取一时的虚名，应该是给后人多少留下一点财富———研究成果。不是所有文章都能说是研究成果，能不能算，得看你这篇文章发表若干年后还有没有人要查阅，有没有人要引用你的论证和论点……做一个史学工作者决不应该一辈子只发空论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务实的工作！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创造性’……。”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8节 “踏踏实实的工作”
此处谭其骧先生所说的“踏踏实实的工作，务实的工作”，当然包括诸如“致仕”一词的了解与掌握。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没有过硬的基本功，其论证是否稳妥严密，就不问可知了。当然散文创作亦有抒发性灵、天马行空的一类。但如以文史为题材，对此又怎可旁略？谭其骧先生同时也暗示从事文史工作的人，必须不自欺，也不欺人，假所谓“创造性”、“新见解”之名，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