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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当即避重就轻对日宪说：“郭因无法生活，藉托抗日地下分子，实图一瞰饭之处。”日宪追问郭的背后领导人，我说：“他的领导人陈志强，似亦很潦倒，恐怕与郭一样的东西。”日宪未即罢休，追问与陈约晤时间、地点。郭说：“两星期见面一次。下次约晤是某日某时在吕班路法国公园门前晤面。”我回来之后，立即向上级电告经过。上级回电指责陈志强不好好工作，不顾部属，挥霍公帑，要我将其逮捕，向日宪献功，以争取日宪信任。我自不愿照其指示去做，伤害同志。
届时，日宪二人，将郭带来文德里二号，要我同宪佐几人同去捕陈。我另嘱心腹同志徐志达，骑脚踏车随行，暗示机宜，伺机通知陈志强逃脱。我们在公园门口分散守候，过时一点多钟，仍不见陈来。日宪等得不耐烦，叫大家回去。我说：“你们先走吧！我们再等一阵子。”日宪即先离去。岂知这位陈志强晚了一点半钟，才坐黄包车来，遥远即被郭晋黎看见，用手指着叫道：“呶，呶！就是他！”陈算机警，没有停下，促车夫加紧脚力飞跑。当场没有捉他，但徐志达脚踏车紧跟其后，到了大世界附近澡堂前下车，徐即趋前示意：“是友非敌。”并邀其入澡堂叙谈，告其郭已投敌，促其逃避。陈初甚惊惶，见徐对其亲切关护，知系自己人口气，竟大吐苦水，自称黄埔四期，以他这个招牌，到处可得高官厚禄，倒霉被军统局派来上海，经费既接济不上，工作又得不到辅导和展开。对郭更一味埋怨。徐对他善言劝慰，在沪既难施展抱负，不如早回后方。
日宪对捉不到陈志强毫不在意，即将郭晋黎交我处置。我将郭、陈情形详报上级，上级指示：仍将陈捕送日宪献功，或竭力隔避，免受牵累。此后，我即未再见陈，亦不知其消息，对郭则上令秘密制裁或设法送回后方。我为好生之德，本想把他送回后方，但他思想已动摇，如送后方，经过沿途关卡，只要郭一叫喊，非特护送人被捕，且将连累到我全体，不敢冒此危险；如果制裁，又无法应付日方；想不出妥善办法，只好暂把他软禁室内。我的行动人员，很多江湖豪杰，我虽不时告诫谨慎守密，但在言行间仍常露爱国英雄本色。对郭叛国投敌，不免有轻视讥笑表情。可能被郭看出破绽，一日，竟乘机逃脱。先前我与谈话时，知其在沪只有一家远戚，别无亲友，身上又无钱物。我立率心腹按址追捕，他果然睡在远戚阁楼上，即将其捕回。恐其败事，只好严密看管。又怕他乘日宪来时大声喊叫，我自已还是囚犯，囚犯关禁囚犯，实为奇闻，也真令人提心吊胆。上级为我安全，令即密裁。我与多谋的行动员黄福林密商，黄主张请其喝烈酒，强劝多饮，不给他饭食，把他“醉死”。我交黄全权处置，他果把郭“醉死”。
我报告日宪，日宪派宪佐部医官李霖来检验，李是油滑小汉奸，常来为宪佐们治病。他检验之后对我说：“郭饮酒过量，但无病象，颈部有些瘀痕，死得可疑。”我自圆其说地解释：“他可能精神苦闷，饮酒太多，酒后烂醉，或发酒疯，自扼喉部意外致命。”并解释说：“郭与大家无怨无仇，从未与人争吵，亦未听到打斗声音，没有被害道理。”就这样不了了之，没有追究下去。
（二）又一天，黑氏又来接我去宪兵本部，要我帮助审问犯人。
我走进审问室，见台上绑着一个身无寸缕的妇女，打得遍体鳞伤，把女人的“圣地”当做烟灰缸，吸过的烟蒂，都向圣地一塞，她当然剧痛惨嚎，围着的宪兵则引为笑乐。有虐待狂的池田曹长也在场，我不忍同胞受此惨辱，热泪向肚里吞。我坦直地说：“大家都有母亲姐妹，怎忍如此虐待妇女？”加藤田才说：“看你的面上，把她解绑吧！”让她披上衣服，并嘱其好好合作，坦白供认。我见她苦刑之后，忍痛悲泣，在那环境之下，只有掬一同情泪，不知用什么话安慰她？更不知如何审问。所以什么都没有追问，连她姓名我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她三十多岁，中等身材，似是国民党情报人员，与吴开先或吴绍澍有关系，是工作上关系抑亲属关系，我都记不得了。吴开先我没有见过面，知他是国民党在上海地下工作大员，抗战末期，敌伪曾想利用他作为与重庆谈判的桥梁，胜利后做过上海社会局长。我与吴绍澍有过数面之缘，他也是国民党上海大员，抗战胜利时，因部属舞弊被戴笠当面训斥，我曾代其善言缓颊。后被选为上海区立法委员，闻因内部争权，吴受排挤，愤而投附中共。我非国民党员，不知他们内幕实况。
我对日宪说，她只是文工人员，为宣传机构跑跑腿；说她蒐集情报，也只写点道听涂说捕风捉影的东西，不过贩夫走卒的传播罢了。不如叫她帮你们写写文稿，化敌为友，发扬“东亚共荣”宣传力量。或索性把她放了，以表“皇军”宽大。日宪果然听我良言，不再用刑追审；不久，把她放了。
（三）一天，浅野隆俊曹长来看我。据告：他们侦测台听到一处电波，似系秘密电台发出的讯号。因在弄堂内，房屋毗连，侦测汽车开不进去，不能断定哪一家？要我帮助侦查。我随他们同去观察，到了附近，才知是拉都路乐村，徐躬耡家也住乐村。我装作很卖力观察，并派人侦查住户来往人等，同时电告上级。上级也即回电说：“本局在那里没有电台。并嘱设法拖延时间，容向其他单位查询。”很快又来电说：“查不出属何单位。如果无法阻延，任由日宪处置。”只延几天，日宪已测出电波位置，但在几家中不能确定哪一家。乃趁其通报时，同时入屋搜查。在顾姓的家里，搜出发报机，即将顾及一张姓青年逮捕，押至宪兵部；我也同去，帮其审问，故未用刑。
据顾供称：他名顾一帆，是报务员，也是负责人，张颐是他的译电员，系属国府行政院秘密电台。其幕后人即孔祥熙，每日报导上海经济情形。他所来往之人，多系金融界大人物及钜商，顾经常向他们探询经济情报，他们只知顾是与政府有关的联络人，并不全知顾有电台与重庆通报。顾所供出有来往的十多人，确皆上海金融界巨子。我恐彻底追究下去，可能破坏政府财经讯息，影响抗战力量，乃对日宪说：“顾只每日抄报经济消息，等于通讯社广播商情，毫无军事价值。孔祥熙是国府财经专家，并非拿刀拿枪之人，如果追捕有关人员，他们都是金融界大亨，并非顾的情报员，惊动社会，反而影响人心。”
日宪见非恐怖组织，对治安毫无影响，也即不予重视，停止追究，将顾、张交给我处置。顾以为我破坏其工作，对我颇不友善。我不便向其解释，任其回家。从张颐口中透露，顾仍续与重庆秘密联络。张颐为常州人，乃一纯洁青年，我即收为部属，一直随我做文书工作。我离大陆后，失去联络。上级以我对此事处置适当，予我特别嘉奖。
（四）又一天，黑氏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助审案。我在审问室隔壁稍坐，见一瘦高混血青年，坐立不安，猛吸香烟，神态紧张，不时向审问室窥探。后来知系“抗团”叛徒郑有溥（化名老万，中俄混血儿）出卖了北平、天津的抗团组织之后，来沪继续引捕同志。
迨我走进审问室，见一青年（后知名罗长光），刚刚用过刑，满身血污，低头悲愤，日宪仍续向其追问余党。另一青年（后知名申质文）正被绑在台上刑审。日宪用竹片扎成的劈剑，坚实而有弹性，用力猛打，打得血肉模糊。尚有几个绑着的，已经用过刑及正待宰割。这班热血青年，多是平、津名门富贵子弟，自动组织“抗日除奸团”（简称“抗团”），其轰烈事迹，我早有所闻。戴先生提及其可歌可泣、搏杀汉奸的壮烈事迹，曾热泪披脸。我面对义如手足的同志，还有什么好审哩？又不能表明身分，对其同情慰问；只好问其身世及参加抗团经过，敷衍一番，并略予精神安慰。我回家之后，立报上级，上级亦即示覆“设法营救”。我即向日宪献议：“这班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动无知，受人利用，其情可悯。要捉的已捉到了，他们所做的事，也已说了，漏网的已无作用。多予刑杀，反而引其更多敌忾仇恨，更多捣乱。不如给其自新之路，责其亲人管束，以表“皇军”宽大。幸日人接受我的意见，未再用刑，保住全部生命，陆续保释。有一部人员，如谭礼等交给我用，罗长光回上海圣约翰大学修业，后来赴美国深造，现仍为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因刑伤脑神经，成为癫痫宿疾，须经常服用镇静药，有时虚弱病发，昏倒咬舌流血，不省人事。
几十年来苦撑执教，我经常与其函电联络，每经纽约必去看他，予其精神支柱。申质文虽未被打死，但腿弯肌肉被打溃烂，结成硬疤，失去弹性，伸缩不灵，行动跛跚。其他同志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遗留终生疤痕。未被捕的女同志石厚英、陈莲珍等，我代其掩护，逃过难关。（五）又一天，浅野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其审案。我见一清秀青年正被刑审迫供，该青年神态倔强，不肯供出同党，日宪要我接代审问。我即将其解绑，停止用刑，善言劝慰，他才答话。据告：他名孙郁文，浦东人，在上海洋人家为西崽，暗代苏北新四军采购物资，为小人出卖被捕。并称：“托买物资的人多在苏北，有时来上海，住无定所，无法引带捉拿，所买物资，一批一批随买随运苏北，无法缴出存货。至于交易商店，并不知道我为新四军办货，我不能乱攀害人。”我向日宪解释：孙的话实可相信，硬打硬逼，逼不出什么的。
日宪根据内线密报，仍续追缉余党。押去孙家及接头处搜查，在接头处碰上一位曹姓青年，性情刚烈，跳出窗外当场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