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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宪根据内线密报，仍续追缉余党。押去孙家及接头处搜查，在接头处碰上一位曹姓青年，性情刚烈，跳出窗外当场跌死。搜出的书籍，多系左倾作品，信件笔记，亦系左倾笔调，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文写着“……光耀的红星，高悬在你的头顶，指引着你前进的方向。……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等句。日宪见逼死人命，追不出什么结果，内心亦似感动，即停止追缉，将孙郁文交给我处理。
我把孙郁文带回文德里，与大家同住。他只受过小学教育，但能言善辩，满口共党惯语，文笔尚流利，完全共产党人笔调。谈起共党整风运动，历历如身受，对民运工作、苏北土改等情，也讲得绘形绘声。看他即非吃共党奶水长大，也受长期共党思想训练。他说曾见过粟裕、谭震林等，对谭的歌唱尤津津乐道。实一可爱青年，我把他和老部属同样看待。以后我回浙西后方，他还来找过我，停留短时间，仍回上海。从此无消息，未再联络。
孙郁文是否共产党员？我没有问过他。不过他曾介绍共产党人王志成、梅光迪来见我，听说梅光迪还是常州地区地委书记。王、梅也都能言善辩，王更显露锋芒，我们见过几次面，只是交换意见。他们的用意，似想利用我的关系，对其工作便利；大家同为抗战，我也愿被利用。约略记得我曾希其运用共党感导技术，改造太湖湖匪及舟山群岛海盗徐小玉、黄荣轩等成为抗日游击队，为国家效命。但他们表示：盗匪只为财货，想改造他们为国家效命，非常困难。对他们谈主义、政治，听不进去，只有大势对其不利时，才能相机利用。
（六）游击队虽不能攻城略地，与日军正面作战，但到处滋蔓，摧毁伪地方政权，阻扰其搜括物资，破坏其“以战养战”，对其威胁甚大。日军仅占城市与交通线，不能控制全面乡村，不能达到亡华目的，故实施分区清乡。以日军为主体，配合伪军、警，逐村逐镇清查户口，连环保证，确属本地良民；凡被认为非本地人的可疑分子，或被认出系游击部队，或地下政权，即予拘捕或格杀。一时风声鹤唳，地下工作人员无法立足。
妻之表弟沈雄飞，也是吴继敏的表弟，为浙江省文工大队领导人，受浙西行署节制，在浙西敌区组训民众，建立我方县乡组织，破坏伪方地方政权，阻扰敌伪搜括物资，因清乡无法立足。沈与徐躬耡、吴继敏夫妇有联络，由徐、吴那里，知道我们虽在虎口，却平安生存。沈秘密来沪访妻，要求来我处避难。我为掩护袍泽，在公在私，责无旁贷，乃接纳其要求。当向日宪伪称：有旧部自愿来投，协助沪市治安。日宪一听能将暗的破坏力量，化为明的协维治安，自乐接纳。我即允沈雄飞率领干部十余人来沪避难，同住文德里二号。其部众则散伏民家。
我略与沈等交谈，发觉共党色彩甚浓。他们所写的文件都是共产党用词笔调。我私告妻，她初不信，嗣经亲加考察，才知久别之后，其思想起了变化。好在大家都在同一抗战阵线，加以至亲关系，相处尚称融洽，只是我们内部机密之事，不使其知道。在我处避难期间，大家无事可做，嘱各多自看书学习。其中有一同志盛孔嘉，曾患重病，我要求宪佐医官李霖，高价配服良药，医好其病。另一同志张君瑞，还不满二十岁，与在绍鲁淹死的王毅新很相像，聪明活泼，我把他视如子弟。他们在我处避难八个月，平安回去。
中共统治大陆之后，所有党员及运用人员，必须坦白陈述历年工作情形。沈雄飞等因在我处避难八个月的经历，被认为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勾结，又与日宪有纠缠不清的关系，中共认其交代不清，严加追究，加上种种捕风捉影罪名，百口莫辩。沈竟不耐疲劳审问，自承与我们（指军统局）有工作关系。被打成“反革命特务”，押送苏北农场“劳动改造”二十二年。
直至一九七九年，我妻回国探亲，始知沈竟蒙此不白之冤，才助其洗清罪名，获得平反。事后，妻不解地问沈：“想当年，我们因怀疑你与共方有关，还处处防着你，你怎么会和我们有工作关系？又怎么糊涂到会自承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让自已平白受这二十多年的苦难，弄得家破人散呢？”沈苦笑着摇头说：“唉！德姐！你未身历其境，怎能想像得到当时的情况？几日几夜的疲劳审问，那惨烈的实况，实非有血有肉之人所能忍受。连家里的人都劝我说：『你认了吧！何苦这样受罪？』我也想：『大不了是死！』所以，不管他们要我认什么，我就全认了。”现在中共给其海盐县“人民代表”荣衔，在原籍安度晚年，他也常为地方做些公益事业。他能得凶恶的日人托庇八月，而竟被效忠的共产党迫害，苦役二十二年。真令人呼冤，欲哭无泪！
上海之二 惊涛骇浪
伪特工总部对我谋害及我逃过大劫
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先后兼任伪警政部长、江苏省长，权力正达高峰；自沪区及若干单位被其破坏之后，大部人员被其收为羽翼，正意气飞扬志满意足。他见我来沪成立行动总队，大杀敌伪，李本人及其爪牙，更是我的击杀目标，乃引起他的注意，正欲积极对付我。迨我被捕，认为心腹之患已除。嗣见日宪不杀我反而优待我，将宪佐给我做护卫，我的旧部亦陆续来到我的身边，误以为我在日宪孕育之下，培植独立系统，将来可能与其分庭抗礼，故向日宪请求将我移交给他使用。几次请求，日宪都不理他；要求见我，亦被拒绝。据伪方传说：李竟视我为“人才”，愈得不到我，愈想要我。我在人质之下苟活，已经战战兢兢，今又夹入政争，何其多事和不幸！后李决定对我的手段：如果不为其“所用”，即除了我。于是就对我展开了种种阴谋：
（1）有一天，张森林来文德里求见。张是金华净明寺训练班的学生，我尚认得他，是被廖公劭挑去的十名学生之一。廖带他们去杀汪精卫失败，所有人员或被捕或投伪，张是被捕投伪者。他要求和我单独谈话，我延其入亭子间面谈。他表示有办法去苏州杀李士群。我对张说：“我自被捕之后，即与重庆断绝关系，现在日宪手中偷生，无意杀李。你想杀李，你自己去杀吧！”他一再表示仍为我的忠实学生，愿为国锄奸，有把握用枪或毒药杀李。但在我的“慧眼”里，马脚百露，故始终拒绝。他坚求要手枪、毒药，我答已经“封剑”，没有这些东西。最后要我出去辟旅馆长谈对策，我仍拒绝。照我估计，他身有藏枪，在我屋内有宪佐护卫，不敢行动，如果出去外面，必有接应埋伏；我如给其枪、毒，证据俱在不容申辩。日宪非真爱我，是在利用我，见我仍通重庆，将任由伪方处置，或索性置我于死地。
（2）上计不得逞，伪方竟派我前杭州站工作员严伟，携带手枪、电台、密码本及我的亲笔信数封，来上海日本宪兵本部告密。严伟于二年前在杭州被捕，曾据内线查告：严当时表现得极有风骨，准备慷慨就义；旋被押解去沪伪特工总部，关了数月，派回杭州民生路四十六号伪特工分部谢文潮处工作，与胡朴人同志一直暗有联络（胡二年前亦在浙游击区被捕。二十九年当我初抵沪时，他正被关押在伪特工总部；一年前脱险回后方，此时在东南办事处毛万里部工作）。我被捕后，曾数度与严伟联络，察其言行，似仍忠贞，故曾予其工作任务及与其多次通信。岂知他此时竟已变节，甘受伪方利用（事后得知：在此同时，他亦出卖了他的老朋友和上司胡朴人。胡派赴杭州的一组工作人员，十余人全被他一网打尽，捕以向伪方献功）。
这天，黑氏来接我去宪兵本部，不说什么事由，神态异于平常；我向他探询，他总强颜低头，支吾不答。我知不良之兆。暗示我妻：恐有不寻常事故发生。
我被带至宪兵本部一室稍坐。这时，特高课长大塚，已调南京派遣军总部，新任特高课长薮田，为人正直，不苟言笑，不像大塚油腔滑调。翻译徐中斌邀我入隔壁室，薮田、严伟已在座，桌上摆着手枪等物。严伟当面指证我给他这些东西，要他蒐集情报，暗杀李士群，并准备建立电台。我坚决否认有此事及给他各物。薮田指着信说：“这亲笔信总是你写的吧？”我仍否认，我说：“是摹仿我笔迹伪造的。”薮田面色凝重，并不相信我的话，反责我不诚实。于是，我即被扣押宪兵本部。当晚，晚饭相当丰盛，徐中斌向我暗示：这是最后晚餐，明日即将处决。
日宪为观察我家小动静，当晚派徐中斌去我家。徐对我妻态度很冷漠，一问三不知。妻见我深夜不归，心神不安，请徐代为接通电话，想和我讲话，询问究竟。他却只拨三个字（这时上海电话是五个字），即说：没有人接电话。妻见此光景，猜知必有意外事故；待徐走后，急与杨凤吉将家中再加检点，不使留有半点不妥。但二人当然忧心如焚，彻夜未眠。候至次晨，仍不见我归去，亦无电话，料必事态严重，总希有一确息，妻只好去楼下宪佐办公室找徐中斌，求他代为接通电话。这次，徐虽仍懒洋洋爱理不理的样子，电话倒是接通了。我也被告知接听，但告诫：“只能说平安无事，其他不得多言。”妻问：“昨晚为什么没有回来？”我大声答：“我不能回来！”妻又问：“为什么不打一电话回家？”我大声答：“我不能打！”并立即挂了电话。
妻当然立刻了解发生严重事故了。但她除了设法通知原布置在附近，暗作警戒的殷启明，注意文德里进出情况，随时准备应变，及秘密知会心腹人员徐志达，提高警觉，严密戒备外，因未明情况，也只能焦急地等待事态明朗，而不能有任何其他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