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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贰〉谌糠挚鞯孟嫒嗽�2）
曾国藩深知小打小闹的团练成不了气候，不用说是太平军，就连山堂林立的天地会也对付不了。于是，他挖空心思在“团练”两字上做文章，曲解其意思：将由乡绅控制的保境安民的武装，即本意上的团练，称之为“团”，而将集中雇募离乡作战的雇勇，称之为“练”。结果，他在乡团雇勇中发展了一支数千人的武装，成为其日后湘军的基础。咸丰帝交待的“搜查土匪”的工作，几乎没有花曾国藩多少力气。他以“团”为耳目，以“练”为机动部队，随时开赴各地镇压。不消几个月，湖南境内的局势大体平定下来了，而他与湖南地方官的矛盾却已如水火，无法相容了。
在平定各处反叛中，曾国藩拿获了大批“匪首”，他自设刑堂，自定罪名，大开杀戒，被乡人呼为“曾剃头”。然按清代制度，一省刑名由按察使负责。被架空的按察使自然不满，而欲从审判中捞取种种好处费的大小胥吏，更是骂声不绝。
按当时的一般做法，地方平静之后，练勇应立即遣散，至少得缩小规模，而曾国藩的部众却有补充扩大之势。由此引起的巨额饷银，也使有理财之责的巡抚、布政使苦累不堪，凭什么拿自家的钱养别家的兵呢？
团练也罢，雇勇也罢，以往都归于官方的军事长官节制。可曾国藩把持的这支“练勇”，就连巡抚都难以过问，执掌一省兵权的湖南提督更难染指。若此也就罢了，曾国藩还利用其下属插手于地方官军，竟然命令长沙的绿营随同这种不上台面的练勇一同操练！这些平日不事操演却有种种恶习的丘八老爷拒不从命，被激怒的军官更是挑起事端。最后在湖南提督的怂恿下，乱兵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
若以当时的官场游戏规则来讨论，应当说是曾国藩违旨，他本是“帮同”地方官办理“团练”，可他却利用昔日“二品京堂”的余威，专折奏事的权力，让地方官“帮同”他来筹建一支“练勇”。以此观之，地方官的不满是有“道理”的，但曾国藩心知肚明，正是这些“道理”使清王朝陷于如此之深的危局。要办成事情，只能自己身体力行，决不能沾上那早已腐烂的政权机器。
逆来顺受，带血吞牙，曾国藩一切都忍了。他不想告御状，在大业未成之际花力气打一场没完没了的笔墨官司。长沙再也呆不下去了。1853年9月29日，他忍气吞声地带着三千人的小部队，南下衡州（今衡阳），对咸丰帝汇报说，要去镇压那儿的土匪。
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使咸丰帝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湖南的曾国藩。曾国藩从帮办“团练”到自办“练勇”的角色转换，他稀里糊涂地认可了。曾国藩要求拨饷购炮造船，他也不假思索地批准了。他似乎只认一条理，只要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利，只要不从中央财政中拿钱，怎么办都可以。他不清楚细节，也无时间无心思作具体的策划。就是这么一条缝隙，使曾国藩在湘南一隅，从清朝的军政体制之外，不受干扰地完全依照自己的设计，编练出一支迥异于清朝各类武装力量的新军——湘军。
曾国藩的新军，新在哪里呢？
军官 曾国藩万分痛恨清军各级军官的腐败，私信中称他们“丧尽天良”。他由此以理学精神为号召，寻找那些具有“忠义血性”的儒生来带兵。一时间，众多有志有才的湘籍士子围聚在他的身旁。湘军军官中，儒生过半，成为其主要特色之一。
士兵 为了防止溃兵滑勇把种种恶习带入湘军，曾国藩强调募集边僻地区的山民。他还让带兵官自行回乡募兵，以一地之兵集中于一营，用乡谊故交维系部队内部的情感，以求在作战中互助互力。此种方法使湘军兵源很长时间内集中于湖南，尤其以曾国藩的家乡湘乡为最多。
编制 鉴于清朝国家军队平日兼负大量的警察职能，战时只能抽调，临时命将率领，结果兵将不习，兵兵不习，胜则相妒，败不互救；曾国藩建立了自己的指挥体系，由大帅到统领到营官，不越级指挥，职权归一；又因湘军的任务单一，作战时一营一营地成建制调出，兵将相习，又可收指臂之效。
火器 由于清朝国家军队战时临时抽调编组，各部携带的火器往往不一，且因远程调派运输困难而缺乏重火器。曾国藩在营制中注重轻重火器与冷兵器的恰当比例，并为解决运输问题而专门设立了“长夫”（类似于今日运输部队），这使得湘军的火力比各处清军皆强。
水军 清朝水师多设于沿海，长江各省绿营所编战船甚少。为对付太平军的水军，曾国藩亦相应建立了水军，以水制水。这使得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场上，湘军是唯一一支可以水陆协同作战的力量。且水军的建立，也为湘军陆师的快速机动提供了便捷的运输条件。
训练 清朝国家军队训练废弛久矣，以致对付揭竿而起的农民皆纷纷败北，而曾国藩先前派所编练勇外援江西失败的教训，使之格外重视技战术训练。衡州的营地，实际上就是一个训练基地。也因为如此，湘军后来出战时，对付因作战频繁而训练欠足的太平军时，往往能以少击多。
饷俸 清朝国家军队饷俸低下，兼士兵多有家小，难以维持生计，需作别项经营 。湘军实行厚饷制度，所募士兵多为青壮，无家小之累。在当时农村破产的湖南，厚饷吸引了众多苦于生活的山民，使湘军有可靠、充足的兵源。
湘南衡州的建军练兵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四个月。曾国藩在此期间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力。他只是一名丁忧在籍的官员，严格说起来还算不上朝廷正式命官，上奏时自称“前礼部侍郎”，处于“非官非绅”的尴尬地位。他的这一支部队，也不是国家正式军队，官方文书上有“湘勇”、“楚勇”、“勇营”等多种称谓，属于既非团练又非官军的模糊性质。这种特殊性，虽有利于曾国藩放开手来创造，但要合“法”地取得清朝上下的承认、支持，尤其是获得军费，又是太难了。在当时一般官场人士的眼中，湘军只是一个怪胎。对它的非难以致刁难，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曾国藩以他坚毅的性格，逐一克服来自清朝内部的种种困难，其目的，就是为了保住大清。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又开始了英勇的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以精兵两万直指北京；西征军溯长江而上。
此时咸丰帝最最头痛的是手中无兵。南方各省可调之兵，除已溃散外，尽归于向荣之江南大营，北中国的部分兵力集中在琦善的江北大营。两大营的任务是攻克“发逆”巢穴，咸丰帝自然不能过分削弱。尽管从日后太平天国的发展来看，西征的意义重于北伐，但对咸丰帝来说，北伐的威胁大于西征。于是，他将北方各省精兵强将尽行用于对抗太平天国北伐军。至于西征一路，他找不到生力军，也未任命统兵大员，只是酌调些微兵弁命各省保全地方。
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漏着。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贰〉谌糠挚鞯孟嫒嗽�3）
长江中下游各省清军，已被太平军扫荡过一次，地方官手中的兵力少得可怜。他们拼尽全力虽保住了南昌，但九江、安庆、庐州（今合肥）先后易手。太平军由此建立起皖赣根据地，并以一部兵力攻入湖北。
太平军在西战场上的胜利，使咸丰帝拿着放大镜遍地寻找可用之兵。曾国藩的部队引起了他的注意，接连三次让曾国藩率部出省作战。
第一次是增援湖北。
1853年10月29日，因武昌危急，咸丰帝命曾国藩“选派”练勇，随同湖南的绿营兵赴鄂。紧接着又于11月3日和5日，再次下旨命曾部出动。 此时湘军刚刚开到湘南整训，根本不具备远征作战的能力，数日之内的三道金牌着实使曾国藩犯难。好在此时太平军解围东归，武昌军情稍解。曾国藩便以形势有变为由而拒不从命。
咸丰帝命曾国藩部出援武昌，并不是认为其部足当大任，而是拣到篮中就是菜，以配合官军助攻。曾国藩的一番遁词也使咸丰帝很满意，朱批道：“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
第二次是救援安徽。
1853年12月12日，咸丰帝听说曾国藩部已发展到六千人，赶紧命令其率部开赴安徽，收复安庆等地。为了防止曾国藩不肯听命，先给曾戴了一顶高帽子：
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曾国藩于12月23日收到此谕，正值湘军水师编练的关键时刻，船未造齐，炮未运到，若仓促轻试，难逃失败结局。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抗旨不遵，在奏折中强调若非船、炮、水勇一并办齐，所部无法开动。
曾国藩的这一篇奏折惹恼了咸丰帝，朱批中充满刻薄挖苦之语：
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咸丰帝此时是小看了曾国藩。而曾国藩奉此严斥，连忙再次上奏，详细说明了五条不能出战的理由。
第三次仍是出救湖北。
1854年2月25日，武昌危急，咸丰帝再次想到曾国藩的湘军，下旨“刻日开行”。为了堵住曾的口，谕旨中称：
现在已逾正月下旬（阴历），船、勇当早齐备，广东所购洋炮谅已陆续解到。
以此不让曾国藩再强调客观困难。 然而，也就在这一天，曾国藩的湘军练成，共有陆师十营、水师十营，各类船艘四百余只，火炮四百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