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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不让曾国藩再强调客观困难。 然而，也就在这一天，曾国藩的湘军练成，共有陆师十营、水师十营，各类船艘四百余只，火炮四百余位，官兵长夫水手共计一万七千人。他未待旨命，率部离开衡州向北开进。
这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清王朝先前镇压太平天国时，还从未派出过如此军容整齐的部队。
咸丰帝调其出援的谕旨由北向南，曾国藩率军出征的奏折从南而北；身背公文的折差们两骑错过。双方各自收到文书的场景，今已无人知晓，时间的凑巧或许会使他们会心一笑。然而，曾国藩这一次又违旨了。他没有能救湖北，因为太平军已经攻入湖南。
最初攻入湖南的，是太平天国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他们虽然在宁乡小挫新编成的湘军，但很快退走了。曾国藩立功心切，企图督军乘机杀进湖北，哪知在岳州遇到太平军主力而大败，只得退缩于长沙。长沙周围的湘阴、宁乡、靖港、湘潭一带，尽为太平军所据。
长沙本来就是曾国藩的逆旅。败师回城，谤议四起。曾国藩决心用胜利来洗刷一切。他遣湘军陆师进攻湘潭，自率水师及陆师一部进攻靖港。
1854年4月28日的靖港之战，是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失败之一。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打得大败，增援的陆师又闻败而溃。恼羞成怒的曾国藩以文弱书生之躯亲自执刀督阵，置令旗于岸边，上书“过此旗者斩！”哪知溃逃的士兵绕旗而奔，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心冷至极的曾国藩投水以图一死了之，被幕僚们救护回长沙。
真正救曾国藩性命的是湘潭传来了获胜的消息。4月27日至30日，湘军陆师连连获胜，迫该处太平军退出湖南。靖港获胜的太平军见局势不利亦退至岳州。已经买了棺材不饮不食写下遗书的曾国藩，闻知此讯似乎没有像旁人那样高兴，而是冷静分析胜败两方面的教训，整军于长沙。胜将扩军，败营遣散，为此他不认亲情，其弟曾国葆亦被裁之。曾国藩此后立下一条规矩，打胜仗可升官，打败仗立即滚蛋。这与溃而复集、集而复溃的清朝国家军队，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长沙整军，使湘军缩减至四千余人。而两个月的休整补充，又扩至万人以上。是年7月，曾国藩率湘军北上，与太平军在岳州、城陵矶大战月余，将太平军全部赶出湖南。随即又水陆并进，连战皆捷，于10月14日攻克了被太平军占据16个月的湖北省城武昌。
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咸丰帝惊呆了。
自太平军突围永安城之后，咸丰帝似乎已经习惯了失败。各级官员谎报的胜仗，他早有觉察，只不过是军情紧急，无法一一查明而已。当他获知湘军在湘潭获胜的消息之后，十分怀疑此即谎报，以遮盖曾国藩靖港大败之罪。一日，他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芳瑛，袁氏以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告之。咸丰帝闻之大喜。而这位编修也在龙颜大悦之际占了点便宜，当日放了一个肥缺江苏松江知府。由于曾国藩因靖港之败自请处分，他也按惯例将其前礼部侍郎的底缺革去了。岳州、城陵矶获胜的消息传来，咸丰帝对曾国藩刮目相看。尽管曾氏当年出山时为显示其孝道，宣称守制期间不受议叙，咸丰帝仍授其三品顶戴。10月20日，他收到署理湖广总督（时在孝感杨店）用日行八百里的当时最快速度送来红旗捷报，称闻湘军已克复省城，他一时还不敢相信，旨命详细奏复。 整整六天之后，曾国藩的奏折递到了北京，这天大的喜讯使咸丰帝激动了，朱批道：
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恃，叩天速赦民劫也。
功绩卓著，立颁赏赉，这一点咸丰帝是从不含糊的，他当日授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
“署理”为暂时代理之意。以曾国藩的功绩，咸丰帝恐怕当时并非不肯实授此职，似乎为考虑另外两层原委。一是圣恩不可一日施尽，若曾国藩再立功绩，又加之何恩典？二是曾国藩以孝道自榜，上次给他三品顶戴都上奏推辞，若真实授，他必固辞不就，反为不美。守制期间任署理之官也是旗人的规矩，此时不妨效之。
但这“署理”，却给咸丰帝日后留下了余地。
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咸丰帝（他已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向军机大臣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如此奇功。”一位军机大臣提醒咸丰帝：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
这位军机大臣的话，如一盆凉水浇来，咸丰帝默然变色良久。出了一个洪秀全，可不能再招来巨盗，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中闪过。七天后，咸丰帝收回成命，改曾国藩为兵部侍郎衔，专办军务，不再署理湖北巡抚了；同时，命令曾国藩率军沿长江东下，进攻江西。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贰〉谌糠挚鞯孟嫒嗽�4）
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猜忌，用当时的观念来看，完全是有道理的。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历来的传统是以汉人办事，以满人掌权。“满汉一例”的口号喊得越起劲，就越说明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否则也就不必多说了。曾国藩是个汉人，他出师时的《讨粤匪檄》风行一时，可只称卫护性理名教，对“发逆”的“兴汉讨胡”一说却是细心地不置一词。不表态就是表态。他是否存有异心呢？
若仅如此，也就罢了。可曾国藩所带的部队，实质上是私家军队，除了曾国藩等少数湘籍将帅外，谁也指挥不动。历来的“兵为国有”的根本制度，到他那儿成了“兵为将有”。还不知他手下的将士们，心中除了曾大帅外，还有没有大清。咸丰帝越想越猜忌：此人不能不防。
咸丰帝又错了。他从来就缺乏知人善任的本事。后来的历史证明，曾国藩是挽救大清朝的天字第一号忠臣。
咸丰帝的态度转变，曾国藩很快便体会到了。
当他奉到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后，立即上奏请辞，可收到的却是充满虚情假意的朱批：
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
巡抚与侍郎虽为同品，可一是实权，一是空衔，其间的区别，谁都看得出来。更让曾国藩吃惊的是，咸丰帝又以其请辞奏折中未书写“署抚”官衔之细故，无限上纲，称“违旨之罪甚大”，“严行申饬”。 看到这里，功臣的心凉了。
几个月后，那位军机的话语也传到曾国藩的耳边。曾的脸色一下子暗了下来，无精打采。他与密友谈起了东汉太尉杨震为权贵所逼在几阳亭自杀的故事，怆叹久之，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了。
在许多时候，忠臣要比奸臣难当。
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态度转变，最终倒霉的当然是他自己。
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湘军夺取湖北后应全力经营之，成为可靠的后方基地，稳扎稳打，逐渐向东进攻。而咸丰帝让湘军立即全军前出江西，一方面是急于镇压太平军，另一方面是对湘军又利用又限制的策略，不使其在湖北坐大，是在江西、安徽的拼战中消耗实力，最后由江南、江北大营的清朝国家军队坐收其功。这种如意算盘，当然只是咸丰帝的一厢情愿。曾国藩在两湖战场上的胜利，也使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这支万余人的部队，能够迅速荡平“粤匪”。1854年11月，湘军水陆东进，在田家镇一带获胜，迅速开抵九江城下，发起攻城。
以后的战争不能不让志向高大的曾国藩沮丧。九江的围攻，历大小百余战，终不能克复，而湘军的水师却在湖口被切成两半，丧失作战能力。1855年2月，太平军发起奇袭，直取曾国藩的座船。在万分紧急关头，曾国藩再一次投水自杀，又被左右救出。
再也没有湘潭大捷的喜讯来安慰死而复生的曾国藩的心了。太平军已再次西征，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而咸丰帝在军情大变的情况下，又开始了瞎指挥，一会儿让曾部回救湖北，一会儿要湘军速克九江，直取天京。
一切恶果都显露出来了。湘军是无基地的作战，此时又丧失了后方。除了进军过早之外，湘军军事不得进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缺钱，无法扩充军力，无法购买枪械，就连士兵的粮饷也捉襟见肘。曾国藩不敢问中央财政要，这不仅得不到反而会遭到训斥；靠地方支持，那就得看地方官的态度了。家乡湖南虽有支持，但远远不够，而客军所驻的江西巡抚却不买曾国藩账，处处刁难。曾国藩怒而劾之，哪知新任江西巡抚更坏。孤军深入的湘军，苦苦卖命而得不到应有的报答。好在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此时署理湖北巡抚，他即派出主力部队援鄂助之，自己率领数千疲军在江西苦熬。
所有这一切使曾国藩深深体会到，真要有所发展，必须掌握地方政权，一个空头“兵部侍郎衔”是实现不了自己的目标的。
不能说咸丰帝一点儿也看不出问题症结所在。这一时期，地方官员变动极大，总督、巡抚的撤换如同走马灯一般。许多资历、功绩都不如曾国藩的纷纷被拔至高位，但他就是不把地方实权交给守制已满、眼巴巴等待着的曾国藩。
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皇帝的不信任，同僚们的镝射，使他在功业难成的情况下“不欲复问世事”。1857年3月，他接到父亲病故的讣告，奏报丁忧后便委军而去，直接跑回家乡守制了。
统兵大员不经批准放弃指挥权出走，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罪名。由于一些官员为曾求情，咸丰帝没有处分曾国藩，而是给假三个月，让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