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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这一份祖业，我一定要重显祖宗昔日的荣光。
也因为如此，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幕众人拍手叫好的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1782年生，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在词臣上迁转。1813年升礼部右侍郎，此后屡降屡升。他的转机，在于1825年以漕运总督襄办海运 ，始受道光帝注重，召京后署理工部尚书 。1827年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828年任军机大臣。1837年起，为首席军机大臣，由此至1850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赖的人。
道光帝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长居政坛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亲信曹振镛 ，以“多磕头、少说话”为政治秘诀。穆彰阿位于首辅，几乎每天都被召见，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询，必尽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严格地说起来，穆彰阿也是咸丰帝的老师。1836年即奕裕胙保次鲜榉康淖苁Ω担�1849年初因保举不当被罢，改为杜受田，可不知为何，道光帝临死前两个月，穆又复充上书房的总师傅。对于这位老师，咸丰帝很小便听到了许多，早就想拿他开刀。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丰帝登基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穆彰阿多次充当考官 ，且长期结交京内外官员，特别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时人谓之“穆党”。咸丰帝欲罢免穆彰阿，所下谕旨若由内阁发出，穆是文华殿大学士（即内阁首揆），若由军机处发出，正好穆是首席军机，须得事先考虑安排好才行。
仅仅出于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咸丰帝罢斥穆彰阿，但从咸丰帝后来的谕旨来看，他更加不满的是穆氏的对外政策，这就牵涉到先前那场鸦片战争。
1840年7月至1842年9月，英国侵略中国，蹂躏东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虽说战争爆发时，咸丰帝只有九岁，不可能理解战争的过程和意义，但他的老师杜受田当时曾发表过意见。1842年8月，杜受田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和近代军事技术、战术的无知。他的建策不可能被地方官采纳，但他的思想不会不对奕裕⑸跋臁！ �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今天看来是很清楚的，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落后。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承认这一点，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忠臣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奸臣琦善、耆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时蒙蔽了道光帝。
士大夫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主张对“逆夷”强硬而不是屈服，而广州反入城斗争又使他们误以为强硬政策获得了胜利。
由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战后英国人是否可进入通商口岸的城，中英双方有着分歧。 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在战争中被打怕了，竭力维护民夷相安的局面，对外持软弱态度。他起初因广州绅民反对，对英人入城问题推诿腾挪，后因归还舟山而允诺英方有权入城 。1847年4月，英军战舰再入珠江，陷虎门，逼广州，耆英见势不妙，允诺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
英人在未入广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广州沙面以东大三元酒家一带的商馆，距广州城西南城墙仅二百米。广州绅民在入城问题上的坚决反抗态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没有认清反侵略的真正方向。
1848年初，耆英被召回北京，晋文渊阁大学士。继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的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对外持强硬态度。他们不顾耆英先前的承诺，于1849年4月断然拒绝英人入城，并组织团勇近十万人，准备与英军一战。因入城一事尚小，兼未作好战争准备，英方宣布将入城一事暂为搁置。也因为翻译问题，清方以为英方永远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胜利（今天看来是否是胜利还很难说），大大鼓舞了主张强硬的官绅士民，认定只要由强硬派掌权，就会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局面。就连道光帝也为此一振，认为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战而胜”，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叶名琛为男爵。
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时，咸丰帝已经十八岁了，离他当皇帝还不到一年。他已经懂事了。由此，摆在咸丰帝面前的结论，似乎是很明显的，只要罢斥这批对外软弱的官员即可，只可惜父皇还在受穆彰阿的“蒙蔽”。
咸丰帝登基未久，中英关系中又发生了一件事。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贰〉诙糠稚淦说募�2）
1849年英人入广州城被挫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向国内报告，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指示文翰继续交涉，并发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文翰因在广州与强硬的徐广缙无法打交道，便驾船北上，企图在中外关系和好的上海打开缺口。
1850年5月，文翰到达上海，与两江总督陆建瀛会谈，要求转递巴麦尊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和他本人致耆英照会。陆建瀛先是拒绝，但听说英国将派船北上天津，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咸丰帝收到陆建瀛的奏折，下旨：命陆建瀛劝文翰南下，有事只许与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广缙交涉。谕旨中称：
若非剀切晓谕，于妄念初萌之际示以限制，势必以无厌之词，向在京各衙门纷纷呈投，成何事体！
咸丰帝这时的策略是，不与这些桀骜不驯的“夷”人们打交道，让善于制“夷”的徐广缙来办理此事。同日，他还发给徐广缙一旨，让他“坚明约束”，“折其虚，破其要挟。”
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缙危害中英“和好”关系，并要求在北京进行谈判，“商订其事”。这种直接照会京内大臣的告状做法，使咸丰帝认定英方在行“反间计”，陷害忠良徐广缙。而巴麦尊的照会不发给别人，偏偏发给穆彰阿、耆英，又很容易使人对此两人发生怀疑。特别要命的是，文翰给耆英的照会，内中有一段话：
兹以贵大臣本属贵国大员，熟悉外务事理，众所共知。更念本国前大臣等素与贵大臣频恒札商，极敦谊礼，衷怀欣慰，为此乘机备文，照会贵大臣阅悉。
这种来自敌方的对耆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赞扬，实实在在是帮耆英的倒忙。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耆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财诸端，持论过偏，传旨申斥。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英人梗顽，命林则徐进京，听候简用。
咸丰帝的意向，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文翰没有罢休。他派翻译麦华陀（W。H。Medhurst）前往天津投递文书，当地地方官奉旨予以拒绝，他本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毫无效果。7月，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香港。
文翰此次北上交涉，无疾而终。咸丰帝却从这次对抗中增强了信心。英“夷”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为自己不能赶走这些可恶的“夷”人而遗憾。当他得知上海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雷电击劈时，颇动感情地在臣子的奏折上朱批道：“敬感之余，更深惭愧。”
过了不到两个月，又出一事。
负责北京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抓住一天主教徒丁光明，手持禀帖到耆英家门前投递。此事还牵涉到传教士罗类思。刑部审理后上奏，要求耆英对此事作出解释（此时刑部尚书为杜受田）。尽管耆英不用吹灰之力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在咸丰帝心中又留下了耆可能与外人有勾结的阴影。
咸丰帝还没有行动，又等了几个月。
1850年12月1日，咸丰帝动手了。这一天，他破例地未向皇太贵妃（即其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后再办公，而是首先颁下一道朱谕《罪穆彰阿、耆英诏》。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次政变，紫禁城为之震动，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虽说这道谕旨长达千言，但咸丰帝写出了他的真实思想，故全录于下。读者在了解咸丰帝的内外政策的同时，也不妨测测他的文字水平和观念高下：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寘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
自本年正月（农历）朕亲政之初，（穆）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