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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炯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著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见者，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
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尔位。朕实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使知朕意。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贰〉诙糠稚淦说募�3）
这篇谕文，读来颇感气势强盛，非积郁胸臆久矣而不能为之。咸丰帝一吐为快，说出了他多年的心声。
朱谕颁下后，京内外大小臣工奔走捧读，齐声赞扬。咸丰帝说出了他们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们于此看到了新君的明察秋毫，看到了新君的有意振作，看到了清王朝的希望。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一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群奸，起用忠良，定云雾重开，万众欢腾，王朝也会走向中兴。这一套路，经杜受田的多年宣教，早已浇铸在咸丰帝的心中，他决心力行，做一名中兴的圣君。
穆彰阿罢斥了，耆英降革了，导致道光朝病衰的妖氛铲除了。一切的好转，不正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吗？
在此咸丰帝舒志、臣子们额庆之际，似乎谁也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的问题仅靠换几个当权派就会解决吗？
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咸丰帝的上引谕旨尚有不实之处。
除了泛泛的指摘外，穆彰阿的具体罪名有二，一是排斥达洪阿、姚莹，二是阻挠林则徐的复出。
达洪阿前为台湾镇总兵，姚莹前任台湾道，鸦片战争期间两人负责保卫台湾，竭尽心力。1841年9月，英军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在台湾基隆海面遇险。船上274人有34人乘小艇逃走（多为军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中除病溺而死外，有133人为台湾守军生擒，32人被斩首。1842年3月，英另一运输船阿纳号（Ann）亦在台湾中部沿海遇险，船上57人有49人被守军活捉。然此两次事件被达洪阿、姚莹渲染为击败来犯英军的重大军事胜利 ，受到道光帝的褒奖。1842年5月，当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之际，道光帝亲自下令，台湾所囚俘虏中除头目外，其余“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战争结束后，英方要求释放战俘。得知台湾战俘除11人外皆被处死，立即交涉，颇有战端重起之势。杀俘是奉旨行事，那是万万碰不得的，而开罪了“夷”人，又启战火，也是不堪想象之事。在此情势下，以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扬天下的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亲自调查后发现，达洪阿、姚莹两次奏报抗英获胜纯属虚构，请求将两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后下令将两人革职，解京送刑部审讯。1843年10月，穆彰阿奉旨参与审讯，事后奏折中对达、姚两人尚有回护之意，结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两人前已革职，后也没有再起用。由此看来，达洪阿、姚莹之狱是出自圣裁，与穆彰阿似无关联。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后发配伊犁。1845年释回，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任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自己要求开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复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脚。至咸丰帝上台后调林进京，也是林本人称病不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咸丰帝颁下朱谕的前八天，林则徐已经病死在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了（关于林病故的奏折尚未到达北京）。这么说来，反是穆彰阿言中了。
耆英的罪名更是空泛。朱谕中讲了两条：其一是入城一事上过于软弱，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其二是咸丰帝登基后，耆英在几次召对时皆主张对英国“应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强硬手段。实际上，这也是咸丰帝下决心对穆、耆开刀的主因。
对于一个比自己强大国家的咄咄逼人的进迫，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如将国运民生意气用事，浪于一掷，其意气虽畅快，但后果不堪设想。耆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和，没有利用鸦片战争后的和平局面，从事革新，使自己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由此反观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大多在战争期间远离战区，没有直接跟西“夷”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粉饰，使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偏信那些颇具戏剧性的传说，前述达洪阿、姚莹一案的走形变态就是一例。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依据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恪守传统的“夷”夏之道，顺昌逆亡。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之不可战胜，认为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正心”“诚意”即可“平天下”。 咸丰帝在杜受田的教导下，饱浸性理名教之义，罔知兵革器物之力。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受到了绝大多数官吏和几乎全部士林学子的欢迎，既是形势使然，又使然于形势。
罢免穆彰阿、耆英，咸丰帝表达了其对外新政策：将启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无疑应当赞扬，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却是一支射偏了的箭。
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咸丰帝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其闻悉文翰、麦华陀驾舟北上时，便提出这一问题：
至沿海各处防堵，数年以来，想早已有备无患。
这句话说得不那么自信，底气不够充沛。而当麦华陀南下之后，又下旨：
从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指鸦片战争），追溯前因，能勿早之为计……（各沿海督抚）各就紧要处所，悉心察看，预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受田的“木簰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更是各行其道。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炮台为依托进行抗击，并在炮台之后路组织团练。对此，他信心十足，宣称“此臣十载筹防所可深信者，不敢于圣主面前，稍作过量语。” 按照这一方法，直隶其实什么事也不必做（炮台早已建成，团练也已成常设）。
盛京将军奕兴的方法更简单，根本不必设防，若英军前来，诱之登岸，坚壁清野，然后以奉天（地域与今辽宁省大体相当）的“劲旅”来剿灭不善击刺步伐的英军，“正我兵所长”，没有什么问题。按此，奉天也不必筹防，到开战时再说吧。
两江总督陆建瀛奏称，鉴于上海已经开放，“自当另为一议”（实为不设防之议），松江、苏州一带河汊，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舰船的进军，另行募勇、火攻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须战时才可实施，江苏此时也无事可做。
浙江巡抚常大淳对策有二，一是继续补造战船（浙江水师战船在鸦片战争中损失殆尽，尚未补造完竣），二是将团练之法寓于保甲之中。前者是继续进行正在做的事，后者是以保甲取代团练，实际上一切均无需新张。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贰〉诙糠稚淦说募�4）
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仍宣布采用1849年反入城斗争的老办法：一是断绝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国以贸易为生计，英商挟重资而来，不敢冒商业风险而进攻贸易重埠广州；一旦开战，香港英军仅一两千人，何抵抗于广州数万民众？且香港巢穴可虞，黄埔船货可虞，广州城外英国商馆可虞，英人岂无顾惜？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不敢动手，因此也不必紧张自扰，凭着他们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敌！
最有意思的是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的奏折。他们与那些表面上大讲如何筹防、实际上一件实事也不做的官员不同，公然明白主张不设防。其理由为，一、英国控制了制海权，战争无法取胜；二、诱敌深入将导致英军蹂躏内地，而陆战必胜的说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宽水深，无险可扼；四、团练战时不足恃，平时又易流为寇；五、筹防措施会刺激英方，可能招致祸患。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咸丰帝皇皇数道上谕，换来的就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