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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败诉的战后补偿诉讼案例来看，不能不说花冈和解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然而毫无疑问，它为今后的战后补偿诉讼的斗争带来了一线希望。它对形成全面解决战后补偿的社会舆论发挥了无法估计的作用。如果这不叫做胜利，那么我们以什么为胜利呢？我们中国人不能失去真正的友人。
当然，排除任何妥协，永远追究加害者的责任，也是面对历史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中国人是否有犹太人那样的永远告发纳粹分子的运动和组织呢？除了花冈老人们的斗争以外，对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主动地对历史进行过清算一事，难道不值得自我反省吗？如果中国社会对这种支援斗争的组织化有所制约的话，那就是中国人自身的责任。如果说“和解”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么首先必须从反省我们中国人自身的不努力和怠慢开始。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创造历史的思想源泉
虽然通过“和解”中国受难者的政治原则得到了贯彻，但中国人的期待和愿望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的满足。其主要原因当然在鹿岛和日本政府。鹿岛虽再次确认了《共同声明》，但从其中的经过来看，并不是鹿岛主动地承认的，而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才承认的。因此，在和解后由鹿岛单方面发表的《声明》中，始终为自己辩护，歪曲历史，根本看不出诚实反省的意思。不仅是受难者，许多中国人感到愤怒是理所当然的。笔者认为道义责任比法律责任有更深重的意义。鹿岛的法律责任也是明明白白的，但就是这样，鹿岛从１９９０年开始的谈判以来，一直不承认法律责任，在“和解”中也拒不承认。对批判自己的纪念馆建设也一直拒绝接受。
日本政府也以“日中之间已经解决”为借口（１９９０年３月７日，在国会上，海部前首相对田英夫参议员的质问的答辩），对包括花冈事件在内的强掳中国人、强制劳动等问题显示了极为冷淡的态度。责任所在的当事人如此表现，受难者心中的创伤当然是很难治愈的。
由于“和解”并不等于说鹿岛的过去得到了清算，而仅仅是开始清算的第一步。不允许鹿岛以为只要以这个基金，就可以抵偿死难的中国人的生命。无论花了多少金钱，无论谢多少次罪，毫无道理的侵略战争给受难者带来的痛苦和悲伤不是简单地可以消失的。只有在不断认清加害者的社会总体给被害者带来的加害事实以及其负有的历史责任，在不断理解受难者的痛苦和悲伤的过程中，才能逐渐治愈受难者的创伤、恢复尊严、消除怨愤。大馆市的市民和行政当局，１５年来没有间断过对受难者的追悼和纪念活动，为如何恢复受难者的自尊提供了很有益的经验。我们应表示深深的敬意。
“和解”后的课题依然很多。一是必须严格监督鹿岛是否忠实地履行“和解”的精神。二是如何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另外，以花冈为例，对于其他企业的同样问题如何进行追究。只要所有的强掳中国人、强制劳动问题得不到解决，花冈事件就不能说是正真地得到历史性的清算。无论如何，我们民众一定要用自己的手来建造一直被鹿岛拒绝的“花冈纪念馆”。安放在“花冈纪念馆”的，只能是受难者的英灵，而不是鹿岛的假仁假义。要使“花冈纪念馆”成为体现中国受难者的悲哀和怨愤、民族和人类的尊严、无所畏惧的前赴后继精神的神圣场所。
让我们从正面理解受难者的愤怒和悲哀，以此作为磨炼我们对历史的感悟及创造历史的思想源泉吧。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结束语
我们既不能以战争的方式来消减加害者，也没有具备像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样的场所，收容加害者，进行思想改造的条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过去在日本军国主义下，利用对中国及亚洲各国进行侵略战争机会，庞大发展起来的叫鹿岛的战犯企业。像这些企业，直到今天不仅不诚实地反省过去作为企业所犯下的罪行，反而还存有反动的体制。因此同这样的反动企业进行斗争，必须要明白中国受害者是不得不在加害国的领土里，以加害国的法律为武器进行斗争的艰难现实。日本不仅没有帮助亚洲的战争受害者的恰当法律，而且，从目前的日本国会来看，丝毫也没有在未来将其立法化的可能性。日本政府不承认国际间的个人赔偿请求权。日本法官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不仅优先于国内法，还在民事诉讼上教条地适用时效期限的作法，以此来单方地排斥亚洲战争被害者的正当诉讼权。通过战后的联合国国际法庭确立的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规范的“战争犯罪是没有时效”的法规，在日本的法庭竟然是行不通的！这使我们的斗争雪上加霜，困难重重。
我们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鹿岛的反动性和运动的艰难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考虑到突破这些困难的惟一道路就是唤起中国、日本及海外各地舆论。为此，我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中国，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在政府有关部门和民间单位的协助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成功地举办了为期１年的“花冈悲歌展”；制作并上映了倪萍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幸存者》；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举办了这次由幸存者及家属参加的较有规模的追悼会。通过各种机会向人们说明花冈事件的历史真相和第二次花冈斗争的重要性。特别是北京电视台、河南电视台制作播放的《面对历史的时刻》、《起诉在东京》等特别节目；中央电视台在《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节目中相继转播；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型画册《花冈事件》等，配合我们的运动在向国内外同胞传播第二次花冈斗争的意义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河北大学的师生们和市民志愿者们，在这些年里，克服种种困难，根据我们所提供的名单，先后走访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广大农村地区，寻找出了五十余位幸存者和三百多户遗属。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在日本，秋田县大馆市（花冈现场）的市民们和行政部门，协力每年举行花冈受难烈士追悼会。我们每年不断地邀请国内的幸存者和遗属访问现场，举行展览会、讨论会等；在东京，每年的７月７日在“中国人受难烈士中心”进行追悼集会；并且，每次开庭审理花冈诉讼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日本友人和华侨自发地在鹿岛本社大楼和各地的支店前举行活动。各地的花冈斗争支援团体，举行具有各地特色的抗议和支援活动，这些例子举不胜举。
在国际上，我们在欧洲ＮＧＯ的支持下，向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派送了花冈事件的受难幸存者。在该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他们上诉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强掳、强制劳动的罪行。他们要求谢罪、反省、赔偿的的发言，受到了祖国的代表委员们的热烈欢迎。在洛杉矶，与鹿岛进行斗争的美国的市民团体、工会等互相联合，互派代表，共同对鹿岛进行历史的清算。其成果之一是，鹿岛原来预定要参加的建设工程的投标权被剥夺，这对鹿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美国市民团体的共同斗争已经进行了７年多了。另外，我们也和台湾的劳动人权协会进行了长年合作，并接待了其代表，进行了一些抗议活动。１９９７年接到第一次审理败诉的消息后，劳动人权协会集结了数十名台湾同胞，在台北的“交流协会”（日本政府的派出机构）门口，当众烧毁了太阳旗，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斗争的重点放在民间，是因为依靠人民的力量，就可以唤起舆论的力量，追击加害企业。诉讼斗争仅仅是运动的一部分，我们要争取最广泛的人民的支援，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民力量。现在，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和解”。当然这与我们当初的目标还是有距离的。但，这就是现实。在和解条款中，鹿岛通过确认１９９０年的《共同声明》，在政治上，很不情愿地向中国受难者低头认错了。历史的进步是靠一步一步的不懈努力迈出来的，斗争还要进行下去。没有必要过大地评价“花冈和解”的意义，但也不能过小地评价。“花冈和解”仅仅是在日本社会巨大的民族排外主义的厚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已。是否能够把这个缺口扩大，那要看中日两国人民是否能够继续携起手来，在各个领域展开更大规模的运动。朋友们，批判简单，实行谈何容易啊！愿为跨越“花冈和解”，实现历史的清算，掀起更强大的中日民众团结奋进的运动新浪潮。
为了给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幸存者们洗清耻辱！
为了给千百万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死不瞑目的死难者们申冤！
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互敬互爱、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看花冈事件的和解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