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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啊，我看这么多高楼戳在那里，早晚这个上海要瘫掉的。正应验了‘上海瘫’的说法。”
一次一次地想到上海，想到家，都是那个趴在地面上红色的甲克虫，还有她迷人的“城堡”，那些红砖的墙壁和屋顶，可是现在这些都在渐渐地消失，不知道为什么，向往了那么久的上海，在看见它的时候，却想低下头去，不是向它致敬，更多的是想向它表达自己的歉意和失望。
一步一步走进医院的长廊时，紧贴着墙壁，是刚刚送进来的急救病人，他们鼻子上插着吸管，手上挂着吊针，每一张脸都是死灰色的……他们呻吟着，喘息着，小妹夹在病人中间，像夹在两块巨大的岩石的壁缝里，她慢慢地朝前走，寻找着妈妈的病床号，她的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现在已经不是思考地狱的问题了，是她不想看见人们那么艰难的生活，不想面对已经不再熟悉的景象，更不想置身于一个那么真切的现实之中。实际上，离开上海的时候，急救病房的条件比现在还要差，但是人怎么就那么健忘？她已经不习惯看见这样简陋的医疗条件，她屏住了呼吸，当医院的救护车的喧嚣声传来的时候，她几乎要站立不住。她慌慌张张地在那里寻找着，当她看见它们的时候，又没有勇气抬起自己的手臂，将那扇病房的门打开……
经过长时间的旅途，在这个充满了病人的医院里，看见妈妈躺在那里，静雯已经回家休息，换了护工在那里值夜班。护工穿著蓝色的工作服，趴在病床的边上睡着了。妈妈的手，已经完全变型，跟小妹离开中国的时候无法对照。似乎那不是妈妈的手，佝偻着，更像一个鸡爪子，不安地抠住了自己胸前的被子，似乎怕再一次失去这样一双丑陋的手。小妹靠近了妈妈，她不忍心把她叫醒，妈妈能够入睡，就是一份幸福。看着她的手，就知道，生活把她扭曲得有多么厉害……她的脸，因为砸在床头柜上，那一块肿起来的地方呈现出青紫的颜色，淤血还积聚在里面；她的脸部也被生活损坏了，她还算坏得很少的人……想想睡在走廊里的人，想想住不进医院的穷人……大家都想把穷困从自己身上擦去，但是擦去之后，那穷困依然滞留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自己在妈妈面前的无能为力，眼泪涌了上来，她不敢哭出声来，不是怕吵醒妈妈，是怕这样会让妈妈更加伤心。她抬起了手，又没有勇气去抚摸母亲，那伤痛，是对他们孩子，对他们整个家庭付出的代价……1966的夏天至今都在小妹的记忆里，那时候她才七岁……但是每当回忆起那些日子，她觉得所有的记忆都是清晰的……夜晚的时候，突然来了八、九个红卫兵，把家里的客厅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康先生押在窗台前，逼着他交出和国外亲戚的通信。康先生说，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信都没有保存。
弄堂深处的“城堡”回家路上 2
“你在销毁反革命罪证！”红卫兵头头愤怒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要看，那都是一些家庭琐事……”
“不许为自己狡辩，你不光是自决于人民，自决于党的反动资本家，你还是一个里通外国的特务！”
“我把我们康家所有的财产都交给国家了……”
“还在狡辩！”
说着，一个红卫兵冲上前，抽下了腰间宽宽的军用皮带，对准康先生的身体狠狠地抽了过去。康先生让了一下，没有站稳，整个人斜着摔倒在一边的椅子上，这样自己却没有被伤到。红卫兵一把将康先生又拽了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再动手打的时候，突然，一个冷静的声音传来：“毛主席在十六条里说了，要文斗不许武斗，你们不能打人。”
大家回头看去，是康太太，她被押在墙壁的角落上站立着，被逼着低下了头，但是，她居然敢说话，那声音像是从地狱里发出来的一样；大家都被这个声音怔住了，冲锋的小号突然卡壳，在半途走调了……恍惚中红卫兵还是很难反应过来，他们被康太太弄得恼羞成怒，于是狠狠地将她也拽了过来，推到康先生边上。
“你这个反革命家属，资本家的臭老婆，竟敢对红卫兵说三道四？”
“我读的是毛主席的语录。”
“你没有权利说话！”
“那你们再要打人，我就去派出所报告了。”
又是一阵沉默；那沉默更像是死亡前的寂静，康太太面对着死神，竟然那么勇敢，这实在是让大家都很害怕。红卫兵毕竟还是一些16、17岁的孩子，他们在这个沉着的，或者说老奸巨猾的资本家女人面前，感到一份不知所措，大家互相看了看，努力给自己壮胆，要找回那份失去的力量，终于带头打人的那个红卫兵发出了冲击，他将康家人往厕所里推，后面的人都跟上来了，然后将厕所门狠狠地砸上，反扣住。静雯紧紧地抱着充满恐惧的小妹，将自己整个身体护着她，怕她哭出声音；实际上那时候，她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一个15岁的女孩。即使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展现出自己不同的能量；康太太还仔细地、轻轻地翻下了马桶盖子，让康先生坐在那里；康太太拉过阿荣，让孩子站在自己边上，然后就势在浴缸的边沿上坐下，她一把拉住了康先生的手。那天，良浩在大学里，不知道他在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表现……
康先生那么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这会儿却像发了疟疾似的，他的手也不停地在那里颤抖。但是康太太一次一次、默默地捏紧了他的大手……厕所的外面，能听见家里的东西在被砸碎，一下又一下，像子弹发出以后打在墙壁上，恶狠狠地，充满了毁灭……而这厕所像是一个安静的公墓，当瘟疫都传给大家的时候，他们除了走进这里，似乎别无选择……渐渐地，康先生平静下来，他抬头看着康太太，看见的是她镇定的目光，看见的是她坦然的样子，康先生努力对她点了点头，终于可以深深地呼吸一下……
现在，康太太躺在医院里，当年的镇定和坦然都消失了，她正痛苦地皱着眉头，接受着死亡的考验……她不知道小妹会看见她的痛苦，她总以为，在孩子面前，她已经把痛苦和艰难都掩饰得好好的，没有人会知道，她将带着这一切走进坟墓，因为她太不愿意让人知道；知道了又能怎么样，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不能每天都在那里哭哭啼啼。
弄堂深处的“城堡”草原上的儿子 1
良浩也在往上海赶，他有一些日子没有看见母亲了。全家都来为良浩送行。一个没有家园的上海人，要去习惯草原上的宽阔，要去适应游牧民族的动荡，这就是他当初必须去做的事情……可是在草原上待了大半辈子，身上早已沾满了牲畜和干草的味道，却依然没有彻底地改变良浩，他不能像其它的牧人，带着孩子和家人，以马背为家，东奔西走，欢乐弥留在他们的游荡里。夜深人静的时候，良浩还是会想到他的家族，东西两厢，前后三进的家族血缘。似乎这种血脉里的民居精神，深深地扎根在良浩身上……他们家的“城堡”，应该是爷爷端坐在八仙桌前，旁边是爸爸，妈妈，下端才是他们孩子。祖上的目光和声音，一直在那里回荡。家族的亲情和长子的责任，这些无形的伦理，深深地留在良浩的血缘里……最后离开上海的日子……想到母亲的时候，老是会想到当初离开家，离开那个“城堡”的情景……
那些日子已经相去非常遥远了，但是良浩依然把所有的细节记得清清楚楚，似乎只有想到这些的时候，才会感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草原上也没有周末这个概念，不知不觉人就到了做爷爷的岁数了。1970年秋天接到通知，是在上海医学院军宣队的办公室里，戴着军帽的排长告诉良浩，要分配他到内蒙古草原上去，问他有什么意见？良浩说，家里的弟弟妹妹年纪还小，妈妈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一家人全靠他了，是否可以给他安排在就近的省份，像安徽或者江西，哪怕是非常艰苦的地方都可以，就是希望离家近一点。排长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你这不是在跟党讨价还价，你出去看看，哪一个年轻人不是在要求到祖国最艰苦最遥远的边疆去？你出身在这么一个社会关系复杂、肮脏的家庭里，还不愿意服从党的分配？”
良浩害怕地低下了头，他不是有一份犯罪感，他实在是怀疑自己的智商，什么时候理解错误了排长的问话？刚才不是明明问得很明确：你，还有什么意见吗？转眼，他竟然成了不服从党的分配！多么可怕的指责，再往下说，不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了吗？
回家的时候，良浩和母亲坐在一起，沉默了许久之后，才重新开始了他们没话找话说的状态，因为渴望幸福的本能，让他们总想说点什么。是什么，他们并不清楚，清楚的是，幸福和他们这样的人是无缘的，可还是想这样坐着，也许能这样坐着的瞬间，本身就给予了幸福的全部。妈妈拉着良浩的手，说：“是我和你父亲没有把你们教育好，怎么出门都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人。你怎么会相信他们说的话呢？”
“那我相信谁说的？我该怎么回答？”
“不说话是最凶的。他不能再拿你怎么办。不说，问什么都不要说。烂在肚子里，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我确实有困难，不说，人家怎么知道？”
“知道了又怎么样了？没有人理睬你。再说了，你跟他讲的这些，人家不是没有看见。人家要的就是看我们的笑话，你这孩子，怎么还那么天真！”
良浩性格上的怯懦，就是在他们的家庭里，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他怎么也看不清生活，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倾倒了一番，可还是没有用处，每每按逻辑思考的事情，到头来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