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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3页。
6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1页。
6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69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70我们在五县县志和有关档案资料中均没有发现实施《农民协会组织条例》记载。
7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
7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7页。
7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7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页。
75《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7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92页。
7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96页。
78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1页。
79《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46页。
80关于“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区分，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江恒源的解释是：乡村教育是在乡村特设机关，认定一般农民生活需要，以实施种种改善农民生活的方法。乡村建设或乡村改进则是就一个农村或数个农村，划成一个适当的区域，依照理想的能实现的预定的计划，用最完善的最经济的方法技术以化导训练本区以内的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足以达于自治，俾完成农村的整个建设。（参见江恒源：《两个名词的解释》，载《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1…6页。）
81参见胡次威：《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82《衡山地方自治讲习所同学录》，见衡山县档案馆档案，1全宗，第11卷。
83《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1页。
84国民政府：《乡镇组织暂行条例》（1941年8月9日颁布），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8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86《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99、534页。
87参见胡次威：《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88《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
8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9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9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05页。
92《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62页。
93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5页。
94湘潭的情况更是如此，从1920年至1949年的46任知县或县长中，只有3位是湖南省外人士，其他均为期潭本地或邻近如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人士。（参见《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165页。）
95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0页。
96 ＇美＇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0页。
97也有李姓老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李姓（山霞李）本来就是以岳村发源地，当时在岳村已有独立的宗族组织和祠堂。但具体的情况，也无法说清。
98《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2，族纲简章。
9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100《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101《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0页。
102千家驹：《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功《中国农村》（1935年），第2卷第1期。
103《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104参见杜虹：《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05方向新：《农村变迁论——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与发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06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由陈吉元等编写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等著作均引用了这一数据。
107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3、313页。
108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4页。
10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10参见《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1页。
111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2页。
112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6页。
113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6页。
114参见《湘乡县长田稷拒绝招募兵员呈请书》，载1932年7月30日湖南《大公报》。
115《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17页。
11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117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118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119彭勃、金柱演：《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沿革》，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
120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9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第三章新中国对乡村政治的改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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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摧毁了封建的社会秩序，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国家通过对土地所有制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建立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地方政府及乡村干部通过代理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动员，一方面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历史后果。
一、农民协会和土地改革
1949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衡山县人民政府在石湾成立，10月6日衡山全境解放，10月7日，中共衡山县委和衡山县人民政府迁至县城办公。至此，衡山人民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对于乡村社会来说，这一新时代真正的开端是土地改革。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性问题。土地改革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基本的政策主张，也是对农民的一种历史性承诺。早成1927年，共产党就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中国革命也随之进入到土地革命的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成为了动员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主要口号。经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探索和实践，到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办法。因此，随着夺取国家政权的进程，推行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基本路线的土地改革也在全国各地开展了起来。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土地改革，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土地改革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