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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人围困，受到七天吃不上一顿饱饭的折磨，孟轲游说于齐、魏，陷入不能伸其志向的困境。这不是因为当时的君主不任用才德兼备之人，而是他们才智浅陋，不能起用大才。能够驾御千里马的，一定是王良；能够任用禹、稷、皋陶的，一定是尧、舜。只能驾御一天跑百里马的人，而任用他去驾御千里马，必定会出现折断衡木、轭木的灾难。只能任用备位充数之才的君主，而让他去驾御具有大臣之才的人，一定会发生使心意遭到堵塞压抑的不正常现象。所以通达事理的高明言论被舍弃不用，圣贤被拒绝排斥，并不是君主憎恨圣贤，不爱听高明的言论，而是因为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了，高明的言论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唉，才能卓绝的臣去求才能浅陋的君任用他，君不能接受，臣子的“不遇”也是理所当然。
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俱面于尧。虞舜绍帝统，许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
释义：才能卓绝的臣子，遇到才能同样卓绝的君主，也有能否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的例子。虞舜、许由同是圣人，同样生活在唐尧当政的时候，都见过尧，两人的遭遇却大不一样，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遁入山林隐居。太公、伯夷同是贤人，同样在周朝生活过，都见过武王，两人的遭遇也大不一样，太公因功受封于齐，伯夷却活活饿死在首阳山。
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虞舜、太公行耦，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生于帝者之时；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溷，舜浊；武王诛残，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均齐，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禹王天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释义：贤者圣人道德相同，志向合流，趋于统一，但是虞舜、太公和他们的君主唐尧、武王的操行相一致，许由、伯夷和他们的君主唐尧、武王的操行却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操行和他们所生长的社会，所生活的时代不相适应。道德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不同的地方；志向虽然合流，但合流中也有分歧的成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道德有精深和粗浅之分，志向有高尚和庸俗之别。许由，本是辅佐三皇之才，却生活在五帝之一的尧时；伯夷，本是辅佐五帝之才，却出道在三王中的周武王时。同样的遵循道德，同样的实行仁义。但是，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够完美； 他们就不愿留下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够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辅佐。这就是他们“不遇”的原因。尧的道德污浊，舜的道德也污浊；武王讨伐残暴的纣王，太公也讨伐残暴的纣王。尧和舜具有同样污浊粗浅的道德，武王和太公推行同样的措施行动，这就是虞舜和太公“遇”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时，皋陶辅佐政治，北人无择却隐居深山，行踪全无；禹统治天下时，伯益辅佐政治，伯成子高却抛弃了诸侯之位，躬耕于野。并不是皋陶的才能胜过无择，伯益的才能高出子高。但是皋陶、伯益得到进用，无择、子高却隐居山野。皋陶、伯益得到进用，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和舜、禹的相一致，无择、子高被迫退隐，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和舜、禹的相违背，退隐和进用相比，地位低下，但是由于和君主操行不一，他们宁愿受委屈，也不愿得到进用；君主不能采纳他们的主张，不任用他们，心里也并不后悔埋怨，这是双方都不羡慕啊！
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欲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
释义：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他的建议，前两次秦孝公没有听，后一次秦孝公采纳了，原因在于，前两次所说的是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后一次所说的是成就“霸业”的理论。用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去劝说只想成就“霸业”的君主； 虽然精深，也会被拒绝；改用成就“霸业”的理论，虽然粗浅，也会被接受。为什么呢？精深的理论，恰好碰到孝公不喜欢；粗浅的理论，恰好碰到孝公想要实行。所以不在于劝说的人说得多么好，而在于被劝说的人认为是好的；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所事奉的人认为是高明的。
马圄之说无方，而野人说之；子贡之说有义，野人不听。吹籁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说。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释义：养马的人说话没有什么大道理，可是农民高兴听他的话；子贡大讲仁义道德，农民就不高兴听了。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的乐曲，因为越王不喜欢，就改为演奏民间乐曲，越王非常高兴。所以给不想听优美乐曲的君主演奏优美的乐曲，即使乐曲很优美也得不到宠爱；给不想听优美乐曲的君主演奏不优美的乐曲，即使乐曲不优美也不会被厌恶。这就是以小技来投合君主的心意，投合了就是“遇”，不能投合就是“不遇”。
或无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窃簪之臣，鸡鸣之客是。窃簪之臣，亲于子反，鸡鸣之客，幸于孟尝。子反好偷臣，孟尝爱伪客也。以有补于人君，人君赖之，其遇固宜。或无补益，为上所好，籍孺、邓通是也。籍孺幸于孝惠，邓通爱于孝文，无细简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娴，皮媚色称。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丑面恶色，称媚于上，嫫母、无盐是也。嫫母进于黄帝，无盐纳于齐王。故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释义：有的人没有技艺，胡乱用不正当的手段迎合君主的意图，也有被赏识重用的，窃簪之臣、鸡鸣之客就是这样的例子，窃簪之臣，和子反关系密切；鸡鸣之客，得孟尝宠爱。这是因为，子反喜欢善偷的臣子，孟尝君宠爱弄虚作假的食客。臣子对君主有益处，君主依赖他，他的“遇”是理所当然。有的人靠容貌丑陋得到君主宠爱，嫫母、无盐就是这样的例子。嫫母被皇帝选为妃子，无盐被齐宣王纳为王后。所以，贤与不贤可以预知，遇与不遇却难预测。为什么呢？君主的好恶不定，臣子究竟要进献什么意见，才能迎合君主的心意也难以预先知道，偶然迎合了君主的心意就算好，恰好与君主的心意相一致，就算上等了。进用的人不一定贤，退隐的人也不一定愚。君主宠幸就能得到进用，君主不宠幸就被斥退。
世俗之议曰：“贤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观鉴治内，调能定说，审词际会。能进有补赡主，何不遇之有？今则不然，作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以夏进炉，以冬奏扇，为所不欲得之事，献所不欲闻之语，其不遇祸幸矣，何福佑之有乎？”进能有益，纳说有补，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补而得佑，或以有益而获罪。且夏时炉以炙湿，冬时扇以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说可转，能不可易也。
释义：社会上一般主张说：“贤人应当被赏识重用，没有被赏识重用也是自己的过失。”生来就迎合社会上的风气，揣摩君主的心意，观察君主辖境内的情况，调整自己的才能，确定自己的主张，仔细地窥测机会，进献有益处的东西给予君主，怎么会“不遇”呢？现在却不是这样，进献没有益处的才能，交纳没有好处的意见，在夏季进献炉子，在冬季进献扇子，做君主所不喜欢的事情，献君主所不想听的言语，他不遭受灾祸，已是幸运，怎么还能得福呢？进献有益处的才能，交纳有好处的意见，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但是，有的人靠进献对君主无益的才能意见而得福，有的人却因为进献对君主有益的才能意见而获罪。况且，夏季炉子可以用来烤烘潮湿的东西，冬季扇子可以用来扇火。社会的风气可以迎合，君主的心意却不可以揣摩；意见可以调转，才能却无法轻易改变。
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文与言，尚可暴习；行与能，不可卒成。学不宿习，无以明名。名不素着，无以遇主。仓猝之业，须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预闻，何以准主而纳其说，进身而托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涂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
释义：当时的君主喜欢有文才的人，你修文就能够“遇”；当时的君主如果喜欢有武才的人； 你就“不遇”。君主喜欢有口才的人，你有口才就能“遇”；君主如果不喜欢有口才的人，你就“不遇”。喜欢文才的君主不喜欢武才，喜欢武才的君主不喜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