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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作品是1343—1344年创作的自叙体长篇小说《菲亚美达》，又称
《可爱的菲亚美达》。作者一反惯例，不用古典神话传统题材，大胆地直接面向现实，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自己描写的中心，显示了作家的人文主义立场。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菲亚美达就是作家所钟情的玛丽亚的化身。薄伽丘真实而又细腻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的恋、妒、哀等复杂的思想感情，波澜起伏，刻画入微。因此这部作品被誉为欧洲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心理小说”。
这是薄伽丘对文艺复兴的独特贡献。文艺复兴于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这个时期首先给了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其次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的和最彻底的研究。的确，人格的发展主要在于对一个人自己的和别人的人格的承认上。古代文学对于个人和一般人性的理解和表现的方法受到了这种承认过程的感染，但这种理解与表现是与描写人类内心及其丰富的精神面貌的纯客观的描写很不相同的一些东西。整个中世纪，诗人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避开自己，只有但丁是第一个探索自己的灵魂的人。彼特拉克随之描写了灵魂深处的许多美妙的图画一刹那之间的欢乐和悲哀。薄伽丘发展了前人的长处，成功地对他的感受做了最有力的和最有效果的描绘，他的十四行诗“回到被爱净化了的地方”（第二十二首）“春的优郁”（第三十三首）“诗人老去的悲哀”（第六十五首），都写得情深意切，在《爱米多》里，他描写了爱情使人趋于高贵和纯净的力量。在《菲亚美达》里，一幅充满了最敏锐的观察力的关于人类灵魂的伟大而细致的描绘出现了，虽然它美中不足，由于缺乏一致性，有些部分爱用响亮动听的词句，不幸地把神话比喻和经典引文混在一起而受到了损害，《菲亚美达》仍然在刻画人类精神的内在生活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再现了意大利人强烈而独特的感情源泉，揭示了人类心灵活动的最广泛的知识，最早地充分表达出近代欧洲感情，划出了中古精神和近代精神的界限。
通过文学上不间断的创作实践和对生活日趋深刻的理解，薄伽丘逐渐摒弃了风靡于世的雕琢浮华的文风和传统的古典神话题材，从而为他创作《十日谈》作好了全面的准备。
时来运转
1344年，被爱情的烈火燃烧着的薄伽丘在单调乏味的佛罗伦萨实在困不下去了。他通过父亲的朋友的周旋，终于得到了父亲发放他离开“蛙窟”的允许。
薄伽丘再次返回那不勒斯时，正值国王罗伯特的孙女乔凡娜继承了王位。新任女王乔凡娜希望自己站在时代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面前。这个时代高声宣布了文化的价值，特别是古代文化的价值，对古代文化热诚崇奉，承认它是一切需要中的第一个和最大的需要，已经隐然成风。在很多意大利城市，不论个人和社会团体都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文主义，并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学者。当时的通信中充满了关于这类私人关系的叙述，受过教育的阶级的感情强烈地并且是专一地倾向于这一方面。
乔凡娜女王年轻貌美、喜好诗文，常用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时间来欣赏优美的拉丁散文和音调铿锵的诗歌。她希望做一个献身于文化事业的新女王，笼络了一大批文人，奖励诗人们留下一幅幅那不勒斯宫廷欢快的、精神焕发的图景，她因此而获得了无数充满这种精神的讽刺诗、挽歌、颂歌和讲演词，她所受到的崇拜歌颂、溢美之辞是意大利历史上任何一个妇女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薄伽丘自然受到了应有的厚待。他经常讲一些幽默讽刺的故事给女王听，成为乔凡娜宫庭的常客。这些故事大多成为后来
《十日谈》中的主要内容。女王待薄伽丘很好。的确，她不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但在所有那些努力于保护和奖励精神事业的伟大人物中，肯定地说很少有几个人能象她一样地是出自内心深处的要求这么做的，帮助有学问的人和获得最好的书籍是她的最高目的之一。
薄伽丘也很忠于女王，他认为，君主的慷慨能够给每一种卓越的成就以报酬，他为女王写了很多近于夸张又确实出自真心的颂歌，在女王因谋杀丈夫之事而受到社会多方攻讦时，薄伽丘还同一些人在一起竭力为女王辩解。
1344—1345年间，薄伽丘创作了长篇叙事诗《菲索拉诺的仙女》又译《菲索拉的女神》，这部长诗描写了仙女和牧羊青年的爱情悲剧，仙女因追求尘世爱情的幸福，触犯了禁令，遭到了黛安娜女神的惩罚。这位冷酷无情极端残忍的女神，厉行禁欲主义，把这一对热恋的青年变成了两条河流，以便把他们永远分开。可是这两条河流没有屈服，最后在亚诺河汇合到一起了。薄伽丘借此讴歌了勇敢、纯洁无暇的爱情，向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大胆的挑战。这部长诗是薄伽丘诗歌中写得最好的诗作，一些精彩的片段，语言清新、凝炼，而又自然。
薄伽丘一生都在为爱情写作，凝结进去的是他对玛丽亚 （菲亚美达）绵绵不绝的思恋，吐出来的是一部部对女性的颂歌和关于爱的绝唱。尘世间徒然的守望被他用巨大的才情、持续的努力升华为艺术的结晶。当薄伽丘回忆这段生死不渝的恋情时，他说：“我这场恋爱，当初叫我遭受许多痛苦，现在痛苦解脱了，只剩下欢乐的回忆。到现在我的灵魂里只剩下欢乐的思念——这是爱情赐给那些未在爱河里灭顶的人的礼物。”
1348年，一场可怕的鼠疫席卷了欧洲大陆，美丽的佛罗伦萨也未能幸免，从3月到7月的四个月中，共死亡四万人，城市的居民去了大半。就在这场瘟疫平息后不久，当人们还记忆犹新的时候，薄伽丘开始了 《十日谈》的创作。当然，如果就《十日谈》的创作过程而言，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中期给女王乔凡娜讲故事的时候。
增添光彩的人
友情纯洁了双眼
1350年，薄伽丘因父亲去世回到佛罗伦萨。
那不勒斯创下的声名早就传到了佛罗伦萨，见多识广和盛情煎熬之后又孕育出稳重之风，这时的薄伽丘的重返故里自然与上一次不可同日而语。薄伽丘立即得到了佛罗伦萨当局的爱重，可以一展才华了。他在共和政体中担任掌管财政的职务，还任过外交官。在任外交官阶段，曾先后七次受共和政体的委托，去跟外国的国王和罗马教皇办理外交事务。
在当时，意大利的封建势力仍很雄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日耳曼皇帝，依然是意大利的最高统治者。在封建势力中。最狡诈者是罗马教皇。教皇不仅是欧洲整个封建社会的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而且还从欧洲各国人民身上榨取了巨大的财富。教皇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统治。不可告人的野心，使得教皇成为维持分裂局面，阻碍国家统一的罪魁祸首。他不仅直接干涉城市政治、煽动城市内部党争，而且挑拨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引起城与城之争。薄伽丘在与罗马教皇的交涉中，维护了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表明：市政厅是高于一切的，“正义法规”是佛罗伦萨的生命的保障，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薄伽丘的政治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听到了有关佛罗伦萨历史上党派相残的惨剧。怀着消除党派仇隙，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热望，他步入了政界，渴望能有所抱负，做一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但是，风浪险恶，独木难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无力回夭。他深深地感到：那些蝇营狗苟的佛罗伦萨人，尤论是格尔夫派还是吉伯林派，都是应受诅咒的邪恶之徒。目睹各大家族之间的连年血战，各党派的相互倾轧，人们的愚昧、粗野以及教会人士的贪婪、虚伪、腐化，他希望自己能写出一部作品，抨击贪欲，建立秩序。写作《十日谈》的思想逐步酝酿成熟了。
同时，薄伽丘与彼特拉克的友谊也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1351年，佛罗伦萨当局要招聘当代著名学者到新成立的佛罗伦萨大学任教，薄伽丘力荐延聘放逐在外的彼特拉克。他以佛罗伦萨共和政体代表的身分，亲自去帕度亚邀请放逐的彼特拉克返回佛罗伦萨，并且传达了当局退还从前没收彼特拉克的产业的决定。
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代表。他在法国古城卡尔奔特腊群山之中的温都克斯山第一次提出“人学”和“神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在担任阿维农教皇宫廷的秘书时说深信新时代的远景已经接近人间。他一生中都在思想和文学上进行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斗争，把罗马教廷斥作“悲哀的逆流，恶毒的寺院，异端的教堂和谬误的学校”，虽然他曾是教皇的秘书，在根本上不否认宗教和教会的存在，但他对教会和封建主全力维持的禁欲主义教条确实深恶痛绝。
彼特拉克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反对贵族暴政的统治。他尤其怀念古罗马的光荣，要以古罗马的精神来恢复意大利的统一。这情绪表现在他的几行诗里：当勇者武装抵抗野蛮的狂暴的时候，战斗不会很长，因为往古的勇敢精神，仍以生命温暖着意大利的心房。
彼特拉克很早就指出“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于我就够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凡人要关怀世间的事”。他把文艺复兴理解为：（1）“从古罗马帝国晚期（五世纪）到他所处的时代（十四世纪）这千年间正是欧洲的黑暗时代”，既毁灭了古典文化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