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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帝国晚期（五世纪）到他所处的时代（十四世纪）这千年间正是欧洲的黑暗时代”，既毁灭了古典文化的精华，又毁灭了公众品德的精华；（2）当时的粗野状态还不太根深蒂固，人可以改变那种状态，因此他号召人要设法摆脱“黑暗时代”，来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维的复活”。他对青年一代寄予期望——掌握古人才华的奥秘，“这遗忘的沉眠”将很快被驱散，人总将“在过去的纯洁光照中迈步前进”，人类的创造力将空前发挥出来。这种很简单的概念，就成了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根深蒂固的信念。
彼特拉克的这一切思想都深深影响了薄伽丘。两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和生死不渝的友谊，使得他们在对人性的尊崇，对教会禁欲主义的荒谬，对意大利民族统一问题，见解趋于一致。比较起来，薄伽丘的人文主义思想又更加富有生气。与彼特拉克不同的是，他并不相信基督教能拯救人们的灵魂，也不迷恋僧侣的苦行主义，他的身上更多地具有新时代的气息，他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有代表，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勃兴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此后文化的贡献，彼特拉克的抒情小曲远不及薄伽丘的《十日谈》，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艺术的自觉
1350年，薄伽丘去罗马观看了圣年的隆重盛景。朝圣者到罗马来，不分时间，不分季节。尤其是每逢五十年一次的圣年，他们更是蜂拥而至。因为据说在圣年能得到大量的赐福和免罪。1350年是第二个圣年，编年史家维拉尼估计总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进了不朽城的大门。他们不顾旅途上的种种不便和意外事件，不顾透风的窗户、冰冷的房间、坑洼的道路、有虫子的床、变质的食物、劫道者、土匪、谋财害命的家伙、大胆的暴徒、雪崩、地震、战争、好抢劫的军队和穆斯林海盗。罗马向信徒们提供了独特的有利条件。然而，严格地说，这种旅行并非必要，通向天堂的道路不止一条，为了将罪和蒙神恩完全可以有其它较为便宜、迅速和安全的途径。不离开自己的村庄，照样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奉行高尚的道德原则，从而达于圣域。
事实上，寻求神恩正逐渐退化成了去罗马旅行的一种借口。当然，只有在罗马才能参拜圣殿、圣所和圣像，参加高级教士主持的仪式和极不平凡的节日活动，向神求得对重罪的赦免和解脱，这些特殊权利始终是人们离家而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随着岁月流逝，它们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已经减退，人们参观宗教建筑不仅是因为它能唤起敬畏与启示，而且是为了欣赏它新颖的世俗之美，它那美妙的装饰和点缀其间的艺术品。对圣母画像，人们逐渐也不仅是膜拜她那超自然的神父，而是欣赏美妙的画技，推崇画家的名声和赞赏模特儿的美貌。
经过了多少个世纪，艺本才第一次因其自身而被欣赏。其实，宗教艺术本来就不完全是赞美上帝和圣徒，它同时还赞美男人和女人、美好的事物、尘世生活的快乐、色彩、阳光和辛勤劳动。在修女和大胡子神父的身后，意大利的画家们得意地描绘了玲珑的小镇和美妙的风景，小得只有靠得很近才能辩出全部细节：墙壁、塔楼、教堂、街道、正在做活的手艺人、河里的轮船、阳台上的妇女和儿童、吠叫的狗、阳光里晒着的鲜艳衣物、庄稼汉和猎人。薄伽丘甚至可以在意大利的艺术与生活中嗅出地狱的硫黄味、渎神的气味。这时的意大利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富有、最迷人、最有教仰、信仰不诚却又聪明的国家。意大利逐渐改造了人对宇宙的观念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们承认人类既能行善也能作恶的巨大能力，承认人类的美德、缺点和本性，他们的本性既不同于其他动物，又不同于天使。一场革命的序幕已经悄悄拉开。
薄伽丘是最早窥见舞台的人。专在朝圣的人群里，他嗅到了异教的、不敬神而且亵渎神明的气息。他把所有的感受和日臻完善的语言艺术结合起来，写出一部煌煌巨著《十日谈》。
《十日谈》的创作，完成于1348—1353年间，从酝酿到成书，大致花了十年时间。作家最初写这些短篇的时候，只是为了那不勒斯的女王爱听而写的，所以并无连贯的思想与统一的计划。但在把这些短篇缀连成篇时，作家又进行了巨大的加工与订正，使通篇贯穿了统一的宗旨与意图，融贯着反对封建制度、反对罗马教廷、要求祖国统一和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家在该书序言中直言不讳地申明，他写这本书，是奉献给为爱情所苦恼的女士们的。他说：“淑女们读着这些动人的故事，说不定会得到一些乐趣，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因为从这故事中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作家是在通过对女性崇拜的大胆表白，宣扬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对封建教会势力进行勇敢的挑战。
《十日谈》以1348年佛罗伦萨发生的一场可怕的黑死病为背景，有十个青年男女（三男七女），侥幸活了下来，相约逃到郊外一所别墅避难。那里尽是一片青葱的树木，生意盎然，清泉流水，室内清静雅致，如象从黑暗的中世纪，来到了阳光灿烂的人间。十个青年男女就在这里住了下来，除唱歌跳舞外，就轮流讲故事，每天轮流做“国王”和“王后”。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分别取材于欧洲中世纪的传说，东方民间故事，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历史事件、宫庭传闻以及街谈巷议的资料等。薄伽丘借他山之石为己用，巧妙地加以收集、整理，然后在创作过程中把这些故事情节移至意大利，以人文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行加工改造，运用市民文艺的新形式，生动形象地反了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
中世纪的故事总是描写抱着光荣动机的侠义骑士和高尚少女，故事总笼罩着传奇的气氛，人物总是隐隐约约不大具体。意大利的《十日谈》里却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商人、僧侣、手艺人、小店主和亲王，他们情欲旺盛，胃口又好，说着市场上和酒店里那种流利而丰富的方言。
这些东西和教会宣扬的道义是大不相同的，读者不会从中学到如何避免犯罪，如何与邪恶斗争，如何保护弱者，如何控制自己的本能，如何尊敬别人的美德，如何改良周围世界和如何使灵魂得救。他能从中学到的主要是如何在别人的欺骗、出卖、傲慢和狡诈面前保护自己；如何利用别人的弱点，看穿别人的伪装；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比如接近健壮的村姑、雇用脸红的女仆、品尝精制的酒菜、交结愉快的同伴和战胜弱小的敌人。在这些故事里，世界上一切残酷无情的东西都被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很少加什么褒贬。温顺谦和的人、轻信的人、天真的人、戴绿帽子的人，都受到嘲笑。他的不幸不仅被信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魄力的人，既聪明又强壮的人，办事不择手段、对人毫不宽容地利用自己的天赋的人，总是出人头地，得到作者与读者的赞赏。这些故事还赞美肉体，颂扬女人裸体的和谐之美、冰肌玉骨之美。有时，这些故事似乎近于粗俗了，有时则巧妙地加上一点薄薄的掩盖，并且暗含某种寓意。这些故事偏好有形的、能体会出来的、能被感官感觉到的、能被人了解的东西，宁要有形的实体，不要梦幻般的抽象，要明确，不要含糊，要感官快乐，不要理想主义。
这些品质特点和全部表现决定了 《十日谈》的现实主义特质。薄伽丘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很明确的宣称自己十分相信：人是世界的主人，人是命运的主人，绝非神所安排。《十日谈》可以说是《人曲》，因为作者已经完全摆脱了神的桎梏，去全力描写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幸福在人间。《十日谈》恍如摇曳在中世纪废墟上的一朵奇葩，以其鲜明、泼辣、大胆、勇敢的特色突破了封建教会的樊篱，给“黑暗时代”涂抹上亮丽的色彩。“城市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政治地位。……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透露得更清楚了。”
《十日谈》一经问世，就引起巨大轰动，并广为流传。在刚刚使用印刷机的十五世纪的欧洲，《十日谈》至少有十二、三种最早版本是1471年，在威尼斯出版的。1472年、1478年，又相继在曼杜亚等城市出版。1492年，威尼斯又出版了《十日谈》的第一个木刻插图本。
《十日谈》尽管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喜爱，反动的天主教会仍然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迫害机会。甚至在薄伽丘逝世之后，1497年，天主教会还发动了一次宗教狂热运动，许多珍贵的《十日谈》版本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以“诲淫海盗”的罪名，被扔在广场付之一炬。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种教会钦定的 《十日谈》节本，居然把干坏事的僧侣全部改为俗人。由此可以见出
《十日谈》锋利敏锐的批判锋芒。
《十日谈》宛如开在“荆棘上的鲜花，在鲜花背后有一片棘手的荆棘”。薄伽丘因为培育出这朵怒放的鲜花而得以不朽。
夕阳无限好
艺术生命的悲剧
薄伽丘在完成《十日谈》的创作之后，思想上一度出现了急转直下的趋势。
1354—1355年，薄伽丘创作了最后一部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大鸦》。他在这部作品中竟采用了早已抛弃的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形式，责骂爱情是淫荡的肉欲，女人被诅咒是邪恶的祸水，这和那位讴歌爱情、崇拜女性的薄伽丘简直判若两人了。这说明他在思想上已向封建势力妥协、屈服，背弃了自己原来为之奋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