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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思想上的变化决不是偶然的。
薄伽丘所生活的时代，即十四世纪中叶，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还是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不过稀疏地出现在它北部的几个城市罢了。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还只刚刚开始。这正是资本主义刚刚透露曙光的时期。教皇利用强大的各级教会组织所形成的僧侣大军，控制着西欧、中欧的法庭，垄断了教育、文化和一切舆论机构。人民大众从孩提时代到进坟墓，一生都逃不脱教会的罗网，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被奴役，思想上受控制。1984年2月以前，天主教一直是意大利国教。有谁只要对当时的神权统治和宗教信条稍有不满，他们就会因“异端”的罪名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
当两个半世纪以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英国、而终于产生莎士比亚的戏剧时，历史条件就很不一样了。封建割据势力，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支持下，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英国迅速地发展。因此，薄伽丘和莎士比亚，虽然一先一后，一头一尾，同属人文主义作家的行列，宣扬的都是人文主义思想，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却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也不一样。薄伽丘所战斗的环境要沉重、窒息得多。
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英国，不过是封建思想意识的一种残余，成了莎士比亚喜剧中的笑料，不合时宜，荒谬绝伦，不攻自破。对于薄伽丘，却是大敌当前，势不两立，他必须运笔如刀，全面地向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展开猛烈的冲击。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芬伦斯神父可以让人感到可敬，有智慧，有学问，但薄伽丘时代的神父却只能属于阴险狡猾、为非作歹的特权阶级，成为被讥嘲、辱骂的对象。
西欧近一千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内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挑战，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以《十日谈》的嘹亮的号角声揭开了序幕的。
然而历史上的先驱往往容易感到奋斗前行的艰难，没有同步者的悲哀。他仿佛事事独立，四周是一片没有边际的黑暗。在致命、孤独的氛围中，他的意志暗晦了，他的心灵迷乱了，他让自己的心绪溶化在一层古典般静穆的雾障里，不想探究为何痛苦，也不想超越这痛苦。他憎恨阴黯的日子，也同样厌弃了独力支撑那为人歌颂的太阳。
阴影和胁迫时时伴随着他。 1362年，一个狂热的苦修教派僧侣找到他，当面斥责他的作品是“邪恶的著作”，对他进行威胁、辱骂和规诫，使他的精神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乔亚奇诺·奇亚尼修道士更以已死的埃彼特罗·佩特罗尼的名义给他警告，要他放弃对于异端的研究，否则就要受到早死的惩罚。
薄伽丘更加动摇了，他开始了忏悔的日子，打算“改邪归正”皈依教会。
这是时代使然，也是个人使然。薄伽丘和但丁、彼特拉克一样，都是新旧时代交替的过渡人物，他们的思想都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赞美人生、肯定人的价值，拥护和讴歌新的世俗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完全摆脱中世纪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世纪是神权统治的时代，中世纪的世界观主要是神学的，教会的教条是一切思维的最初因素和基础。时代的惯性驱使作家沿着宗教的轨迹去寻求人生的真谛，而内心的复苏又使得他对自己的步履时时发出质疑；或者说，社会的淫靡虚伪使他对基督教抱以无限的期望，强烈的入世精神又使他深感宗教的法绳羁绊了人们的脚步。来世与现世、人生虚无与有所作为、宗教宿命与自由意志，这一切，构成了心灵的巨大碰撞和新旧思想的激烈交火，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薄伽丘，是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的，但是他的强有力的个性、激动人心的亲身情感体验使他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而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种巨大魔力使他特别趋于世俗化。在他年轻时，他能够很敏锐地分清善与恶，可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内在的和谐每一次遭到破坏，他都认为可以靠自己的天性的随机应变而得到弥补，所以他并不感到悔恨。但是，即使对于宗教表现得漠不关心，随便发言反对教会，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一个正式的哲学上的无神论者。他有意识地调和古代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作为他的目标。他论证说：让我们赞扬耶酥基督吧！——真正的宗教已经站稳了脚步，异教已经被毁来，而胜利了的教会已经占领了敌人的营垒。
人文主义者的心灵归宿
薄伽丘的晚年基本上是在佛罗伦萨和契塔尔特度过的。契塔尔特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市镇，距佛罗伦萨西南二十英里。薄伽丘在这里作为一名博学的人文主义者进行了学术研究工作。
当时的意大利还不甚热心古典文学作品。保存在僧院的古典著作，常常被僧侣们当作画符的纸卖给那些祈禳灾难的善男信女们。薄伽丘竭力去挽回这些损失。他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把古老的原本从意大利各地寺院教堂一本本发掘出来，仿照九世纪查理曼式小草体，日夜艰苦地抄录整理，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全部资财。他还将古典文化加以创造以适合市民阶层的需要，从而奠定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研究古典文献和创立新文化的坚实基础。
薄伽丘一生酷爱研究希腊文学，花费了近二十年的心血，撰写了十五卷巨著《诸神的家谱》，又称《神谱》。他引用了大量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史料，来说明神和英雄们的神话及其起源和家世，其目的是为了揭示神话的现实基础。由于他的努力，欧洲第一次有了荷马史诗的拉丁文译本。《诸神的家谱》在十四和十五卷里包括有一篇不平常的附录，他在附录里讨论了与那个时代有关的当时还是年轻的人文主义的地位。他所说的“诗”是指诗人学者们的整个精神活动而言，他所向之进行猛烈战斗的就是“诗”的敌人——那些除了淫乱对于任何事情都打不起精神来的轻浮的无知者；那认为赫利康、卡斯达里安喷泉和阿波罗的坟墓都是愚蠢的诡辩神学家；那些因为诗歌不能给他们带来钱财而认为它是一种多余的东西的贪婪的法律家；最后还有那随便以异教和不道德的罪名来进行攻击的托钵僧人。下面接着是为诗作的辩护、关于古人及其近代继承者的诗歌并不含有任何虚伪成分的论证、对于这些诗歌的赞扬、特别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它的更为深刻的和寓有譬喻意义的特点，以及旨在排除愚者心灵迟钝而有意识地采用的隐晦写法。
薄伽丘一生十分崇敬但丁，并致力于研究他的不朽诗篇《神曲》。他曾手抄《神曲》，为《神曲》作详细注解。这时，他已经六十高龄了，并且患有重病。但是，当他接到佛罗伦萨大学要他作“《神曲》研究”的讲学邀请时，仍然抱病前往。同年10月23日，他作了最后一次讲演，因病体不支而告退。“大学是科学家的摇篮”，由少数著名人文主义者授课的学校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一种进行高级教育的手段。薄伽丘的讲座以新的学术传播了古代文明，影响了意大利文化，中世纪的学术中心从修道院转到了城市大学。
薄伽丘用意大利文撰写了《但丁传》，这一著作主要是论证但丁的诗歌，并未涉及诗人的政治观点。他这样评价但丁：“哦，罪恶的阴谋！哦，无耻的构陷！哦，可鄙的事例，末日来临的铁证！他受到的不是褒奖，而是不公正的、痛苦的遣责和剥夺财产继承权的终身流放，不义的指控哪能玷污他的美名！”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声呢？
《但丁传》和《诸神的家谱》是薄伽丘晚年的学术著作，反映了他的文艺观点。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模仿自然，反映现实生活，强调文学的启迪和教育的巨大作用。他要求作家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汲取营养，并讲求虚构和想象。他说：“虚构故事的美能吸引哲学证明和辞令所不能吸引的听众。”薄伽丘的文艺理论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的神学观念，但是它对文艺复兴时划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契塔尔特这个小小的恬静的村镇，薄伽丘一面埋头学术，一面以冷静的目光注视着政局的变化……。
十四世纪，一方面是各城邦之间不断进行战争，互争短长，另一方面是在各城邦内部，阶级斗争也很激烈复杂：有“瘦人”（贫困者）反对“肥人”（富裕者）的斗争，有工商业者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有格尔夫派（教皇党）同吉伯林派（皇帝党）的斗争，有名门世家之间的斗争；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又兴起了无产者反对资产者的斗争。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使各城邦长期动荡不宁。权力之争和财产的再分配，经常不断地引起叛乱，酿成可怕的家庭流血惨剧。君主们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在城邦内为所欲为，横施暴敛，沉溺于奢靡和享乐；他们为养活军队，维持宫廷的显赫和豪华，对臣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们除施行恐怖措施外，还广泛采用蛊惑人心的小恩小惠，企图安抚那些无权的人民安于现状……。
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