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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他思想和学说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生长于深宫之中，不可能与广大的民众甚至中下层官吏声气相通，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很难有那些与他相先后的儒家、墨家、农家那样具有着显而易见的平民色彩，其服务的唯一对象只能是君王，所思所想也不外是维护君王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独尊。
由于同样的原因，特别是战国末期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和激烈，宫廷之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韩非长期浸淫在权力斗争的中心，熟谙官场斗争，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目光所及尽是邀功取宠、弑君篡位之徒，许多人把所有的聪明和机巧全用在了权力斗争之上，官吏们为保护自己，打倒对手，躲过风头，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手段之恶劣无所不用其极，压迫得人性的负面无限膨胀。这种人性的负面在韩非面前的充分展开，使他整日整月整年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人生的欢乐和舒畅，有的只是算计人的刻薄和怕被人算计的恐怖。囿于生活经验，在韩非的心目中，误以为这就是全部生活，这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性自然是恶的──而人性恶正是韩非全部学说的逻辑起点。对人性恶的极端恐惧成了韩非转嫁恐惧的强大内在动因，又由于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了恐怖在人心深处所造成的巨大震慑力量，韩非清醒地认识到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在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游戏中的作用，于是“惨礉少恩”成了韩非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点又外化为《韩非子》五十五篇峻刻、犀利的文风。
同时，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强凌弱、众暴寡、大鱼吃小鱼或者一群小鱼聚集起来吃大鱼的特定历史事实又成了韩非最深厚最现实的知识底蕴，在《韩非子》全书中到处充满着这样的故事。这些知识积累和他的人生经验互相印证，这就使他有理由以充满恐惧和疑忌的目光打量周围世界。
《史记》本传说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钱钟书把这种口吃而善著书、笔札唇舌若相乘除的现象称为心理学上的“补偿反应”。（《管锥编》第一册“老子韩非列传”）一个天资聪颖、观察深刻、思想敏锐的人偏偏要遭受“不能道说”之苦，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她）对自己学说的构建，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生理上的压抑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和排遣，必然会加重韩非本已无法承受的“说难”、“孤愤”，强化他人生的凝重、苦涩感和对现实世界的疑惧，动摇乃至丧失他对人性的最低限度的信任。这里好有一比，韩非的前辈商鞅（约前390──前辈338年）当年在魏国不仅得不到重用，甚至于除了公叔痤以外压根儿就没有人把他当回事，这对于一个表现欲和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是多么寂寞和痛苦的事情，如果有朝一日有机会获得补偿，自然是要加倍地施与人痛苦的。历史告诉我们，商鞅果然这样做了，连老朋友也不得幸免。（见《史记·商君列传》）
韩非同样拥有机会：上述所有的猜忌、孤愤和压抑乃至恐怖都可能最终停留在感性的经验层次上，但是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理论家并能造就理论家的时代，是荀卿（一般认为约公元前313──前230年在世）──这个在齐襄王（前283──前265年在位）时就已经“最为老师”的大学者使韩非丰富的感性经验有了理论提升的机会，韩非本传载他“与李斯（约前280──前208年）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说来也怪，先秦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个里程碑竟然同时教导出了法家学派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但是荀况之儒已然不是孔孟之儒，由于亡国灭君相续，“殊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士大夫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局促，仁、义、礼、和、信等儒家的核心概念已在荀况笔下自觉不自觉地获得了重新定义，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内涵，带根本性的变化是对人本性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荀子明确提出“人性恶”。这个长寿的大学者的理论恰与韩非的人生经验、知识积累一拍即合，儒家与法家经过百余年的冲突终于奇怪地走到了一起。
二
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自然就无所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宽容、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诸如善良、崇高、庄严、美好的内容──实际上，上述诸种被古今常识大加肯定的名词在韩非笔下几乎一概遭到拒斥。而没有了这样的内容，人这种动物就变得非常简单苍白，他们───包括妻子和儿女（如《八奸》把“同床”“在旁”“父兄”都目为“奸”，又如《外储说右上·说二》：“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只懂得有利可求，有害要躲，正如《制分》篇所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又如《内储说上七术》云：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而“蓄”“牧”（套用韩非的术语）这群只知利害的动物当然可以用极省俭极方便的办法，即赏罚，应该承认，赏罚二字确实抓住了人们为求生存而普遍存在的趋利避害心理。韩非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这一段话的反题可以理解为：人情无好恶，故赏罚不可用；赏罚不可用，则禁令不得立而治道不得具矣。如此，就不难理解先秦法家从商鞅起就不遗余力地批判诗书礼乐：
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 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农战篇》）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上书《去强篇》）
到韩非手上，这种批判被系统化，批判的武器也更形精巧。因为诗书礼乐所代表的这种人文传统可能将人培养成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精神的人，但是，“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说疑》）正是基于此，韩非一概排斥“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六反》）。继商鞅将道德文化斥为“六虱”（《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韩非更是长篇大论地反对学术文化（集中见于《五蠹》、《显学》二篇），于是，其逻辑结果势必把人类的全部精神文明当做敌人。
赏要信、要明，但在先秦法家的天平上“赏罚”二字并不是同等重要的，譬如商鞅说：
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商君书·去强篇》）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籍刑以去刑。（上书《开塞篇》）
求过不求善。……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靳令篇》）
韩非就说得更为具体也更为形象：“凡所治者，刑罚也。”（《诡使》）“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还告诫人君，臣子即使陈言有功，要是“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提出“禁诛擅爱之臣”（《外储说右上》）；仅仅因为担心“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反对在秦国大饥之时“发五苑之蔬草”赈灾；吴起仅仅因为其妻子把丝织品织得超过了规定的要求就把她休弃，韩非却大加称赞。（同上篇）可见他更突出一个罚字：通过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然而，罚得多了、滥了，人们不禁要提出怀疑，那么多官民都成了要防范甚至要打压的对象，专制君王和专制制度本身的存在是否合情合理──如果还有情理可言的话。事实上，正是专制者向无辜者扬起的屠刀，为民众的反抗提供了合法合理的最好注脚。
在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看来，本性恶的人不可能有自律，于是必要依赖他律，韩非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并结合李悝、吴起、商鞅等前辈法家的学说，在“慎赏”的同时，比商鞅更系统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轻罪的学说。在这个大政方针下，把严刑峻法具体化为连坐、告奸，使臣民互相监视揭发（《八经·起乱》），创造并利用一种社会机制，将人性中的负面毫无顾忌和变本加厉地释放出来，借用权力之手使它们得以畅通无阻；“以天下为之罗”（《难三·五》），也就是说要使全国成为一张大网、一个大陷阱，这样就可以做到“奸不容细”（《制分》）。这就是韩非丰富发展了的法治学说。但是，“去刑”似乎从来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境界，为了这种理想，尽管以国家恐怖为手段，以广大臣民放弃自由权乃至生存权为代价，事实是政权的敌人越来越多，结果只好采取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恐怖，而政权本身也永远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恐怖。
谁来操这个赏罚之柄呢？在那个时代还能有谁呢？在韩非的经验世界中，自然只能是君王一人而已。因为在法家看来，本性恶的臣民无通常意义的信义可言，对这本性恶的一群，人君自然无妨用权谋用诈�